1992年7月11日清晨，北京一家医院内，一位伟大的女性在平静中停止了呼吸。弥留之际，她的秘书赵炜代表她对自己的后事提出了四点要求。她提出了什么要求？最后都有做到吗？
心系后事
邓颖超，这位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在生命的暮年时分已经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1978年7月1日，正值建党节，邓颖超一大早就让秘书赵炜拿来纸笔。赵炜有些纳闷，因为事先并没听说邓大姐要写些什么。
＂炜啊，今天是党的生日，我打算给党中央写封信，安排一下自己的后事。＂邓颖超轻描淡写地说。原来，这位老革命已经在为自己的谢幕做准备。
信中，邓颖超提出了五点要求，既交代了骨灰的处理，也明确表示不举行追悼会。赵炜见状心里一酸，她劝说邓大姐现在还不到时候，但邓颖超却像放下了一个包袱，一再叮嘱:＂我走了以后，你把这封信公布出去，让大家知道我已经不在了，就行了。＂
1982年6月，已届78岁高龄的邓颖超重新提笔，在原有遗嘱基础上又增添了两点内容，作为正式的遗嘱。随后，她还写下了第二份遗嘱，事无巨细地交代了遗物的处理，连自己的照片、衣物都做了详细安排。
晚年的邓颖超常常谈起生死话题，她坦然地说:＂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无人能够避免。身后大操大办，不仅劳民伤财，对组织也是添麻烦。我膝下无儿无女，这些做法就更没必要了。＂
上世纪80年代，安乐死在社会上还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但邓颖超却明确表示支持安乐死。
1988年1月，她专门给中央广播电台写了一封信，对一档探讨安乐死的节目表示赞同:＂那位大夫的观点我很认可......几年前我就立下遗嘱，如果我生命垂危、即将结束之时，就不要再做抢救了......＂
秘书赵炜听闻后，有一次跟邓大姐开玩笑说，您老是提到死啊死的，是不是怕死啊？邓颖超一听来了精神:＂我才不怕死呢！我都活到这把年纪了，死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再说，我这样苟延残喘，太浪费人力物力了。＂
赵炜连忙打断道:＂您哪能怕死呢，不然也不会提＇安乐死＇了。只是，我只是您的秘书，没这个权力啊。就连医院、中央，恐怕也没人敢做这个决定。要是传出去了，还不把我们都抓起来！您就别再提这事了，还是省点儿力气，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吧。＂
后来在邓颖超的坚持下，赵炜还是代为给中央写了请示，希望能在邓大姐生命即将结束时实施安乐死。
中央领导对此予以肯定，称赞邓颖超大姐＂唯物主义精神可敬可佩，值得学习＂，但同时指出:＂此事请常委同志阅后妥善保管，待邓大姐百年之后，再严格按照她的意愿执行。＂
人民领袖的最后时光
1991年7月，已87岁高龄的邓颖超，因肺炎高烧，她再次被送进了医院。
尽管此前邓大姐也多次因病住院，但大家并不太担心。可这一次不同，上次出院才一周，又因同样的毛病进了医院，时间如此之短，这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作为邓颖超的贴身秘书，赵炜比谁都担心。她小心翼翼地问主治医生:＂大夫，邓大姐这次的情况......是不是不太好？＂医生沉默片刻，脸色凝重地说:＂有这个可能，你做好准备吧。＂
赵炜只觉得心脏骤然紧缩，仿佛坠入了冰窖。但她深知自己肩负重任，必须冷静下来安排后事，不能让邓大姐看出异样。于是，她强自按捺住悲痛，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望着病床上憔悴的邓大姐，赵炜一时百感交集。她清晰地记得，当年在周总理病榻前的情景。
那是在周总理弥留之际的几个月。一天，总理把赵炜叫到医院谈工作，却突然说起了自己死后骨灰的处理问题。赵炜大吃一惊，连忙劝阻:＂总理，您别说这个了，对病情没好处啊。您身体底子好，不会有事的......＂
周总理闻言，用略带批评的口吻说:＂你这不是唯物主义。人终有一死，这有什么可避讳的。＂赵炜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得强忍悲伤，听总理把遗愿说完。
第二天，赵炜就把这事禀告了邓颖超。邓大姐淡然一笑:＂这事儿我们早就说好了。他有这个想法我很高兴，如果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那我的事也就好办了。＂
可如今，轮到邓大姐自己躺在病床上，赵炜才切身体会到，面对至亲至爱的离去，那种撕心裂肺的痛。
邓颖超的病情时好时坏，每天都有大批群众自发来医院探望，还送来了不少慰问品。看着人们对邓大姐的关爱，赵炜心里五味杂陈。邓大姐为国为民奉献了一生，人民没有忘记她。
病中的邓颖超虽然身体虚弱，但思维依然敏捷。她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按照她的遗愿，丧事从简，不要兴师动众。
转眼到了7月10日，邓大姐病情加重，已经出现了昏迷。就这样，在1992年7月11日凌晨，这位伟大的女性革命家悄然离世，走完了她不平凡的革命人生。尽管饱受病痛折磨，但邓大姐最后的时刻却出奇地安详，没有任何痛苦。
中央商议邓大姐后事
中南海，中央领导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邓大姐的后事安排。会上，赵炜作为邓颖超生前的秘书，代表邓大姐表达了四点遗愿:一是不要在家中吊唁；二是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三是工作人员不要守灵；四是不接待日本友人来京吊唁。
这四点要求，都源自邓大姐生前的交代。她一再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自己走了，要从简办理，绝不能大操大办、兴师动众。对故交好友的吊唁，也要一概谢绝，以免给组织添麻烦。
但在听完赵炜的陈述后，中央领导们陷入了沉默。良久，一位政治局委员缓缓开口:＂邓大姐生前虽然这样交代，但现在群情激昂，老百姓自发来京吊唁的很多，我们是不是要尊重民意，适当开放吊唁渠道呢？＂
赵炜作为邓大姐的秘书，自然明白她的心意。她反驳道:＂可是，邓大姐生前一再强调要从简从俭，这是她的遗愿啊。群众的感情我们理解，但邓大姐的意见似乎更重要......＂
这下众人又陷入了两难。一位资深领导沉吟片刻，缓缓说道:＂邓大姐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几十年如一日，人民没有忘记她。现在大家不远千里赶来悼念，这份心意难能可贵。我们固然要尊重邓大姐的遗愿，但也不能完全无视民意啊。否则只怕会引起更大的混乱......＂
众人听罢，纷纷点头称是。赵炜见状，知道再坚持也是徒劳，只得叹了口气，表示遵从中央决议。
最后，中央决定在尊重邓大姐遗愿的基础上，适度开放悼念渠道。西花厅可以允许群众进入吊唁，但要注意控制人数，维持秩序。鉴于邓大姐生前反对大操大办，决定只在八宝山举行简朴的遗体告别仪式，而不搞隆重的追悼大会。
至于工作人员守灵一事，中央表示可以从简，轮流值班即可，不必全员到齐。日本友人来华吊唁，决定先由中日友好协会在驻日使馆设立吊唁处，若有要人执意来京，则由对外友协接待。
就这样，经过反复权衡，中央对邓颖超后事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安排。这个决议既体现了对邓大姐遗愿的尊重，又照顾到了民意基础，可谓仁至义尽。
遵从民意
尽管邓颖超生前明确表示不举行追悼会，但在中央权衡再三之后，还是决定举行一个简朴庄重的追悼会，以表达全国人民对邓大姐的深切怀念之情。
7月17日凌晨，几位工作人员按邓颖超生前的安排，悄然来到北京医院。按照她的意愿，为她最后一次穿上衣物。除了那件特制的毛衣，其他都是她多年穿着的旧衣服。其中，一套黑色的西装格外引人注目。这套西装曾是邓颖超与周恩来总理共同的记忆，每到寒冬，她总是穿上它。周总理去世后，邓颖超嘱咐赵炜将这套衣服妥善保存，等待自己离世时再穿上。
赵炜初时不解，面对这件已磨破且打了补丁的旧衣，难以理解邓颖超为何如此坚持。邓颖超耐心地解释，她喜欢这套衣服，穿着合身，并认为人死后穿新装是浪费。她决心打破旧习俗，选择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告别世界。赵炜最终答应将这套西装保存起来，遵从她的遗愿。
邓颖超去世后，赵炜按照约定，将那套黑色西装取出，呈现在同志们面前。看到这件饱经风霜的衣服，许多人不禁潸然泪下。赵炜含泪解释：“这是大姐的心意，我已经答应她了。”
当日上午八时，中央领导亲临北京医院，向邓颖超告别。告别仪式庄严肃穆，八名礼兵抬着她的灵柩缓缓驶向八宝山革命公墓。沿途，18公里的道路两旁挤满了前来送别的人群，天安门广场上，来自四面八方的群众肃立默哀，几位姑娘高声呼喊：“邓奶奶，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在八宝山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吸引了数万人的参加。火化后，赵炜和高振普受命收集骨灰。邓颖超坚持使用当年存放周总理骨灰的骨灰盒，并要求不将其上交，认为这能延续某种意义上的联系。赵炜含泪遵从，将骨灰盒妥善保存。
送别的最后一程，赵炜带着邓颖超的骨灰，缓缓步入西花厅。她在心中默念：“大姐，您回家了。”这一刻，所有在场的人无不泣不成声。夜晚，工作人员们在客厅陪伴邓颖超度过了她的最后一夜。
次日清晨，骨灰被护送前往天津，赵炜在“新海门”轮船的甲板上，将骨灰一把把撒入海河，伴随着月季花瓣飘落。她最后对着海河低语：“尊敬的邓颖超同志，亲爱的邓大姐，我已经完成了您的意愿和遗嘱，您放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