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竖的“蓟城纪念柱”和侯仁之先生撰写的《北京建城记》
燕都土城墙遗迹
◎朱祖希（著名史地学者）
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很重。也因此，人们对自己国家首都起源地的追索，自然也十分重视。
1995年，当时的宣武区人民政府依据被人们称为“北京通”的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为代表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广安门外的滨河公园内竖起了“蓟城纪念柱”，上书十六个汉隶。书曰：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名曰蓟，其时惟周。这就是昭告人们：广安门内外一带的蓟城，是北京城的起源地。
后来，在距北京城之南约百里之遥的琉璃河董家林一带，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墓葬群，并从中发掘了大量用青铜制造的兵器和礼器。尤其是在这里出土了很多带有“匽侯”铭文的青铜器。
“匽侯”即“燕侯”，也就是西周王朝在“伐纣灭商”取得政权之后，分封在今北京地区的燕国的国君。于是，有人便认为这里才是北京的起源地。因为对于蓟城，史书中虽有褒封的记载，但一直未发掘到有关褒封的直接证据。而对于燕国，不仅有“封召公于北燕”的直接记载，而且还有考古发掘的青铜器器物，以及其上的铭文作证。
但是，他们却忽视了一个与城市萌生、发展，有着血肉相连关系的因素——历史地理背景。
召公奭（shì）是周初的重臣，位居“三公”。他随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蓟”即被褒封给了黄帝之后，而“燕侯”是在此数年之后被分封的，而且是由召公的儿子当“燕侯”。不过他也曾亲自到“燕”来安排过建国大事。这是因为周武王死后，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作乱，大保召公奉命征讨，并诛杀武庚。这件事令周王室意识到“燕”在北方的重要战略地位。亦因于此，北京地区在早期的历史上曾存在过南、北两座城对峙的局面，即南面以燕文化为主体，受中原文化强烈控制的“燕都”和相距百里之遥，在其北面以中国北方文化为主体的“蓟城”。
《史记·周本纪·正义》载：燕、蓟二国“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不仅如此，燕迁都于蓟城之后，虽然开启了以“燕”为国的时代，但仍保留有“蓟城”的名字。
如，“蓟”是以永定河所形成的洪、冲积平原为依托形成的城市，不仅幅员辽阔，而且水源充足；而“燕”是以琉璃河所形成的洪、冲积扇为依托形成的城市，土地面积不大，还常受琉璃河洪水的威胁。2023年夏暴雨致使大石河（琉璃河上游）山洪暴发，河水倒灌，燕都遗址被淹。今日所见的董家林燕都遗址，北面城墙保存得尚比较完整，东西两侧的城墙南面缺失，南城墙完全没有的状况，就是洪水的见证。也正是这个原因，历史上促使“燕”依仗中原政治文化的强大背景吞并了“蓟”，并迁都于蓟。其后，“燕都”被弃而不用，很快便衰落了。原有城垣和墓葬也就被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后人得以考古发掘。而北面的“蓟城”却是南北商贸往来，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枢纽之地，因而迅速壮大起来，并成为古代北京地区唯一的中心城市。
对此，侯仁之先生曾这样论述道：“燕灭蓟后，燕国之所以废其原有都城而迁都于蓟，主要是考虑到蓟城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北端，是华北大平原、东北大平原、蒙古高原三大地理单元的交接之地，交通地理位置至为重要。其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等均优于燕城，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一种决定。”继而又说：“燕都故地由干旱已湮废，尘封千余载，让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喜得收获。而一个长期作为城市心脏，经历千百年，不断处于城市建设中的地下，还可能有三千多年前的历史遗存吗？”
我们在有关部门所绘制的“北京房渣土埋深图”上所看到的情景——广安门内外一带，是北京城区“老土”扰乱得最深，也是最广泛的地方。这也足以说明，要想在这里探寻并发现古“蓟城”的遗存，其难度之大了。
不仅如此，燕都墓葬所在地董家林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在位于地下12米，编号为96G11H108的探坑中出土了三片刻有文字的卜甲，其中的4号腹甲首正面刻有“成周”二字。
众所周知，“成周”是西周时的东都（今洛阳），乃成王所建。这也就说明了琉璃河出土带有“成周”二字卜甲灰坑，其年代不会早于“成周”。而在同地出土的“克盉”“克罍”的发现，更是探究真正燕地就封第一代燕侯名字的有力佐证。如果再较点真儿，当1952年在调整行政区划归北京市管辖之前，琉璃河董家林尚归属于河北省，尚不属于北京地区哩！
综上所述，北京肇始乃是在永定河这条被人们昵称为“北京的母亲河”所形成的广阔洪、冲积平原，又吸吮着永定河水的“乳汁”长大的“蓟城”，而不是发育在琉璃河洪、冲积扇平原上成长的，原属于河北省的琉璃河董家林。
供图/朱祖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