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义。”
北京某中学心理教师陈夏树，对不久前来找自己咨询的一名孩子印象深刻。这个初一的学生看上去稚气未脱，却语出惊人。
今年是陈夏树入职的第6年，她第一次明显感受到，现在中学生的心理问题严重程度正在加剧。
“有心理问题的学生，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学校的心理教育，也在经历巨大的变化。”陈夏树说。
她所在的学校心理课排课已经从之前的每周5节增加到现在的18节，老师数量从2018年的全校2个提到了现在的6个，除了上课，心理咨询频次从几个月1次涨到每周4-5次，学校开始强制要求学生进行心理筛查……
早在1998年，心理教育就走进了中小学校园。此后几十年里，国家出台过多项文件，包括指导规范、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心理辅导室的建设指南等等，不断完善学校的心理教育体系，提升心理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
多位受访心理教师表示，2020年前后是学校心理教育工作的分水岭。
2020年后，陈夏树的工作一下子多了起来。曾经一度被视作“副科老师”的她，三番五次被校长找去询问学生心理健康的状况。同年，区教委要求学生开学时都要做心理筛查量表，而以往是“有，但不用做”。
据她观察，2022年恢复线下教学后，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孩子明显变多了：“每个年级800人，至少每个年级都有10个以上持有医院诊断证明或是因为心理问题无法来上课的学生。”
在校的学生中，主动来找她咨询聊天的孩子也明显多了起来，原来几个月一个，现在每周都有4-5次咨询预约。有的班主任发现学生的异常，也会主动带孩子来找她。
不止如此，学校还投入大量资金，开辟了一块“心理角”——这里除了布置温馨的桌椅，还有各种互动设备、平板、留言信箱、从科技公司买来的测评系统等等。
“学校不想让孩子出事。”陈夏树介绍说，“曾经有孩子因为心理问题在课堂上扔剪刀，也有孩子直接拿出裁纸刀自残。在我入职以前，还有孩子在学校自杀未遂。”
因此，学校开始断断续续地扩充心理教育的资源，同时设置了一条内部红线：一旦确诊心理问题并有伤害自己和他人倾向的，一律不准来校上课。
陈夏树透露，学校去年开始请心理咨询师来给学生做咨询。单人单次费用是300元，咨询费由学校全额负担。
中国麻醉药品协会精神卫生分会等机构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当前我国心理健康问题呈低龄化发展趋势。高中生抑郁检出率为40%，初中生抑郁检出率为30%，小学生抑郁检出率为10%。
“除了辅导学生，我们也要求心理老师辅导班主任。”北京市一全日制中学校长肖雁告诉记者，“仅仅依靠几位心理老师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全校的老师都掌握一些心理知识和判断技巧，要做到第一时间发现孩子的问题。”
还是“半个杂活工”
学生的心理健康受到格外重视，心理教师的地位和重要性也显著提高。
他们的工作除了上课和咨询，还要参与多种学校活动、撰写宣传文案等、协助各类迎检资料准备工作，甚至关注学生午休。“最想睡的人要盯着一群不想睡的人。”广东肇庆一学校的心理教师汤美美向记者表示。
在陈夏树入职的2018年，包括她在内，全校只有2名心理教师，如今，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6名。但陈夏树却并没有感觉轻松一点，6名老师都有各自的“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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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接受采访的心理教师都有一个相似的诉求：想把更多精力放在主业上，希望学校提供更多空间。
但学校同样有无奈。
“专业的心理教师非常缺乏。”校长肖雁说，“受限于编制数量，我们没法提供更多岗位，而且心理教师的薪资也不具有竞争力。”
对于心理专业的毕业生而言，“学校”并不是一个上佳之选。比起做心理咨询师，学校心理老师更容易遇到职业瓶颈：收入低，成就感低，且“客源”单一。
一般来说，心理专业的毕业生选择并不多。如果要成为心理咨询师，需要大量的不同种类的咨询对象，才能不断开拓和提升。
在心理咨询行业从业五年的心理咨询师陈璐分析说：“一旦进入学校，虽然咨询对象的数量不用犯愁，但是范围很受限，不利于提升专业水平。”
她进一步解释，心理专业毕业生一旦进入学校，未来再回到社会的可能性就很低了。
除了工作过于饱和，陈夏树最近还有个烦恼。
她参与了一项学校和大学联合开设的“脑科学”课程，需要不断地磨合。在这个过程中，她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无据可依”，几乎是从零开始。
“目前我们的心理教育还停留在三无阶段：无实物、无教材、无课标。所有的理论、教育知识体系，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搭建。”陈夏树说。
因此，除了日常上课、咨询、研究新课，陈夏树还需要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理论学习和教育方式方法的研究中，此外，还得应付频率不固定的“其他行政任务”。
陈夏树坦言时常感到茫然，不只在教学领域，还有作为学校的心理教师无法诊断、开具处方，对心理问题严重程度不同的孩子，也没有分级应对的标准。
有些家长觉得学校应该为孩子的心理问题负全责。如果这样，学校就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跨学科平台首席专家、教育部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俞国良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表示，这是一个教育政策的问题，我们确实有必要统一标准，需要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针对不同程度心理健康问题学生的“诊断”，各地都有一些具体的操作。
他认为，当下更需要在“心理健康立法”方面加以保障。
2024年8月30日，广州市通过《广州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条例》，被认为是将心理健康写进法律法规的“样本”。其中对学生因心理问题而休学、复学的相关责任进行了规定。比如，对不按规定办理学生休复学的，学校主管部门会受到通报批评，严重的还将对直接责任人依法予以处分。
面对现实，陈夏树认为，心理老师不能光跟孩子沟通，还需要和家长沟通。
“孩子有问题的，家长多少也有。”陈夏树说，“但是很多家长不承认。要么干脆觉得孩子是没事找事，要么就是改变两天，孩子稍好一点就又恢复原样。”
而心理问题往往很难直观地发现，极易被忽视。还有社会压力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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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俞国良建议，要构建学校、家庭和社会三者的统筹体系，齐抓共管。
“这就要求我们着力构建个体、群体和社会共同发力的心理健康教育新格局。”俞国良说。
在个体层面，每个人都要树立“自己是心理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对于学校的学生而言，更需要主动去了解心理健康的基本知识，积极参与各类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提升自己对积极情绪、积极心理的体验。
“同时，学生还要学会认识自我，特别是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努力克服消极的自我概念，正确认识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心理困惑和心理冲突。”俞国良说。
在群体层面，需要创造促进心理健康的环境氛围，提升心理健康的意识和心理健康的水平。
“在学校领域，中小学要全面落实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任务和要求，开展科学规范、符合要求的心理健康课程，加强校内相关知识的普及宣传，完善诊断、转介和治疗、康复机制，逐步建立‘医教协同’的育人体系。”俞国良说。
同时，家庭也是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场所。家长应该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教育观念，重视孩子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将培育健康人格作为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逐步形成“教联体”的育人合力。
“根据我们总结的经验来看，绝大部分出现心理问题的孩子，都可以归结为：根源在家庭，形成在社会，反映在学校。家长也不应当忽视自身的心理健康，遇到孩子的心理问题，我们也会建议家长进行自我排查，因为往往是家长的情绪、家庭的氛围传递给了孩子。”校长肖雁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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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国良说，“这样才能使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实在在地走下去。”
（应受访者要求，陈夏树，肖雁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