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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战神”的粟裕将军,后半生却尽是坎坷磨难。
粟裕60年的革命生涯,大约有30年都处于逆境。
被批判、降职的粟裕,一度苦闷悲愤,难以排解,直到去世后才得到了平反。
好友陈赓,一语道出了关键。
“告阴状”
1958年5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整风。
此次整风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针对“教条主义”,“代表人物”指向刘伯承、萧克。
而总参谋长粟裕,则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典型,受到批判。
这一批判后来演变为清算旧账、强加罪名。
自此,粟裕蒙受了半生的冤屈。
而粟裕遭受批判的问题中,部分是同志间的误会,部分是工作中的失误,还有一部分是会议中夸大的不实之词。
在粟裕的“罪名”中,有一项是“告阴状”。
1951年11月12日,粟裕为中央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兼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代因病未能履职的徐向前,行使总参谋长职责。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尚未落幕,东南沿海局势亦颇为紧张。
中央军委工作繁重,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更是事务缠身。
此后,送至毛主席等领导人那里的报告,明显减少了。
然而,毛主席却对这样的做法不太满意,甚至颇为不悦。
1952年7月,毛主席召集中央军委领导人开会,对此现象进行了批评。
聂荣臻指出要减少上报材料后,粟裕也遵循了他的指示。
因此,总参谋部被毛主席批评后,粟裕意识到自己虽然没有被点名,但也有错误。
对比之下,毛主席表扬了粟裕,同时又批评了聂荣臻。
实际上,聂荣臻指示减少报告,是想给事务繁重的中央领导减轻负担,提高效率。
而粟裕写检讨,是因为他初至总参谋部时,毛主席规定他每半月要直接向自己汇报一次工作。
同时,他主动承认错误,也能为聂荣臻分担一些。
从动机上来说,两个人的态度和目的都是好的,甚至是值得肯定的。
可是按照日常工作程序,要写检讨,也应该以总参谋部的名义作检讨。
自己得到了表扬,却使聂荣臻和总参谋部其他领导陷入被动。
误会与矛盾因此而生。
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有人将粟裕写检讨的行为曲解为“告阴状”。
粟裕的工作方法确实存在问题,但此种指责显然并不客观。
“违反外事纪律”
粟裕还被指责“违反外事纪律”。
1957年11月,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粟裕作为军事代表团的一员前往苏联。
根据既定安排,中苏两国的军事领导人进行了对口会见。
此次会见主要是礼仪交流,增进友好氛围,并没有讨论实质性问题。
索科洛夫斯基则告诉他,苏联总参是隶属于国防部的,所以不涉及分工问题。
毛主席之前想要了解苏联中央组织架构,也是直接致电斯大林,得到其首肯后才可执行。
所以面对这一请求,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明确表示拒绝,只是在口头上为粟裕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
赫鲁晓夫得知此事后,凭借外交经验判断,认为粟裕索要资料的行为,可能是得到了毛主席的默许或授意。
因此经过慎重考虑,赫鲁晓夫还是向中方提供了一份,关于苏联国防及总参谋部职责的官方文件。
但粟裕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当时解放军的建设,全面借鉴了苏联模式。
1954年9月国防部成立后,原本由中央军委发布的命令,改为由国防部署名。
但是,哪些指令应归属国防部名下,哪些仍由中央军委颁布,一直没有明晰的界定。
分工不明,导致总参在发布文件时,经常因署名问题遭到批评。
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积极响应,责成总参谋部制定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划分条例。
在此背景下,粟裕便想借与苏军总参谋长交流的机会,了解一下苏军内部的职责分工制度。
动机是好的,但做法却是违反了纪律,的确该被批评。
可在1958年的扩大会议上,却有人因此事给粟裕扣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
“违心”检讨
遭到批判后,粟裕在家中自我封闭了七日,苦苦思索如何撰写检讨。
他自知在工作上有错误,但扣在他头上的一些罪名也实在是冤枉。
然而为了“过关”,他也只能违心认下那些罪名,违心地作检讨。
因为只要他稍作辩解,就会招致更为严厉的批判。
可即使他一再检讨,却始终没有过关。
据楚青回忆,对于粟裕被批判一事,起初她并不知情。
直到某天早晨,粟裕面容疲惫,神情沮丧,突然拿了一堆会议简报给她。
楚青翻阅这些材料后,震惊不已。
她自然知道,扣在粟裕头上的这些罪名并不属实。
可楚青担忧,如果不认下这些罪名认真检讨,粟裕的问题可能会被上升到更严重的程度。
再次开会,粟裕就用这份检讨进行自我批评,果然顺利过关了。
然而粟裕的内心却是悲愤交加,无法自抑。
那段时间里,夫妻二人经常是争吵后相对而泣,默默无言。
粟裕经历了一段极为苦闷的日子,精神上饱受折磨,十分痛苦。
莫逆之交
在上海的日子里,两人时常相聚,从往昔峥嵘到今朝琐事,无拘无束地交谈。
与好友相伴的这段时光,也渐渐拂去了他心头的阴霾。
作为并肩多年的老战友与好兄弟,陈赓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粟裕性格上的问题。
陈赓与粟裕是关系亲厚的战友、搭档、兄弟。
1947年深秋,粟裕率领华野主力从山东转战至中原战场,与陈赓并肩作战。
在那短暂的三个月里,粟裕敏锐地洞察了蒋介石的战术野心——集中兵力先消灭大别山的对手,再转移火力攻击其他方向。
于是他果断向中央请战,希望与陈赓长期配合刘伯承、邓小平的作战计划,以此打破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毛主席深思熟虑后应允,并给了粟裕指挥陈部人马的权力。
随后的战斗中,粟裕指挥两路大军,成功发动平汉等关键战役。
先后歼灭敌军四万五千余人,破坏铁路长达四百余公里,更攻克了许昌等五十余座战略要地。
尽管二人相处的时光仅有短短二十来天,但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他们的友谊独特而深厚。
在淮海战役的决战阶段,他与政委谢富治特地组建学习团,赴华东野战军向粟裕求教,汲取宝贵经验。
1951年9月,中央希望粟裕赴总部担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主管,粟裕却力荐陈赓,认为他更为胜任此职。
入主总参谋部后,粟裕着手筹划建立一所顶尖的军事工程学院,需要选任校长。
彼时,陈赓正在朝鲜战场担任志愿军副司令。
但那时战局已趋于和缓,大规模战斗鲜见,粟裕便向毛主席建议召回陈赓。
陈赓随即匆匆归国,担起了军事工程学院首任院长的重任。
他不负众望,从零开始,迅速使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初具规模。
1954年10月,粟裕任总参谋长,陈赓是副总参谋长。
在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中,粟裕将作战管理重任交付于陈赓之手,可见对他能力的认可和信任。
每当粟裕因公务繁忙,他总是能放心地将总参谋部的指挥权交给陈赓。
由他代理总参谋长之职,确保工作无缝衔接,稳定推进。
到外地出差,粟裕若是想到什么重要的事情,也是第一时间托付给陈赓。
岁月流转,两人的关系愈发深厚。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笼罩在一片不寻常的阴霾中。
粟裕遭到批判后,军内气氛紧张。
在这种时候,陈赓却无视周围的压力,为粟裕挺身而出。
当时有一份针对粟裕的荒谬指控,说他不会打仗。
此言掷地有声,也是当时少有的敢于公正发言、为粟裕仗义执言的。
粟裕与陈赓,是战场上并肩作战的生死之交,也是工作中相互成就的黄金搭档,更是生活中推心置腹的挚友。
正是因为有着深厚的情谊,所以陈赓比很多人都更了解粟裕。
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将领,必须拥有大局观、战略思维以及决断能力。
而多年指挥作战的经历,也让粟裕习惯于直接做出决定,而非提出建议,或是等待指挥。
他个性鲜明、行事果断,是一位很有自己主张和见解的军事家。
若要论为官之道,那么战功赫赫的粟裕理应比别人更加“注意分寸”才对。
这本是他的优点,但在某些环境中,也可能导致“过刚易折”的情况。
在个人关系上,他确实容易与领导或同僚产生分歧、关系不融洽。
回看粟裕遭到的批判与所谓的“罪名”,种种误会与工作中的失误,虽有夸大、歪曲的情况,但大都与粟裕的性格有关。
参考文献
王连花、张异翅《“常胜将军”粟裕》
楚青《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粟裕冤案平反的曲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