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9日上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卓元上台领奖。（视觉中国/图）
“你好，我是张卓元。”
通过南方周末记者微信好友申请后，他很快发来消息。91岁的张卓元，不光会使用微信，还会打网约车，在网上买菜和衣服。用他的话说，搞经济学的人更需要学会这些东西，才可以与社会实践的发展同步，“要不你就落后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研究市场经济理论七十余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倡导者、阐释者和推动者之一，也是“稳健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常青树”。
2024年9月29日，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张卓元获“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改革开放是张卓元研究生涯的转折点。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张卓元已经45岁。这不是研究者精力最旺盛的年纪，但他的主要成果都是改革开放后做出的。张卓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的空间非常大，涌现的经济问题也特别多，“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河的彼岸在哪里，当时并不太清楚。这是经济学家施展才能最好的舞台”。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张卓元集中研究价格改革，主张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行政定价体制，转向市场价格体制。他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主张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寻求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平衡。同时，他较早提出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主张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快政府改革。
他还12次在北京的玉泉山参加了包括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内的党和国家重要改革文件起草工作，被老友吴敬琏打趣为“玉泉山人”。
此次获奖三天后，张卓元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不能用通货膨胀支撑经济增长
南方周末：1987年10月，当时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了中国社科院等8家研究机构、高校的专家学者，对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分头进行设计。你为什么在会上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反对强行“价格闯关”？
张卓元：1985年开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由于投资过热导致经济过热，物价上涨幅度过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都在6%以上。1985年9月，我参加了巴山轮会议。会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托宾说，好几个国外来的教授虽然理论派别不一样，但都认为中国经济过热。我们为什么提出“稳中求进”的思路？因为改革想要推进，发展想要稳步的话，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条件。最重要的就是把物价稳定下来，而不是用通货膨胀去支撑经济的增长。
南方周末：当时也有专家认为价格改革应该“长痛不如短痛”“一步到位”。
张卓元：国家物价局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物价部门的观点和我们是一致的。我们过去一直提倡稳定物价，但有经济学家提出这是过时的方针。有些学者去拉美考察，回来向领导报告，拉美百分之几百、上千的物价上涨率都没有影响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专门写了文章，认为稳定物价的方针不能够抛弃。多数的物价工作者也都认为，应该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拉美经济的高速增长，后来被证明是短时间内的现象，最后不断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南方周末：到了2005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速连年两位数增长。你坚持认为经济已出现过热，容易带来经济失衡和通胀压力。
张卓元：一个客观事实是，大家都希望中国经济发展快一点。在当时国务院主持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我提出经济增速太快。经济学家樊纲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他同意我的判断。后来中央也没有明确地说经济过热或者通货膨胀，但出现了防止物价过度上涨带来通货膨胀这个提法。实际上就是认为经济发展还是过快，物价上涨也比较厉害。
经济增速过快，不光带来物价的上涨，还影响到改革的推进。2003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并入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职能，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此后发展和改革的职能都在发改委。由于经济增速过快，煤电油运的供应也很紧张，发改委在处理发展的问题上投入了很大精力。国家发改委一位副主任退下来后说，每年讨论改革问题的党组会就两三次，多的就顾不上了。这也情有可原。经济发展快当然是好事，但从长远来看，也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
市场经济不是无政府状态
南方周末：1991年10月到12月，中南海召开了11次专家座谈会，你也受邀参加。为什么座谈会如此密集？
张卓元：第二年要召开的十四大，将确定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和发展方向。这些会就是为十四大做准备。座谈会一开就是半天，从头到尾都是中央领导人亲自主持。印象中有多位中央领导出席，有时候他们还招呼我们，请我们入座。
南方周末：座谈会谈了哪些内容？
张卓元：会谈氛围非常之好，我们畅所欲言。蒋一苇（编者注：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当时身患癌症，仍然抱病到会。他还建议广开言路，邀请思想更开放的于光远（编者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等同志参加。我记得有的同志发言非常直截了当，市场配置资源，比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效率高得多，因此主张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
我当时在中国社科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当所长，主要研究价格改革问题。座谈会上，我主要讲了中国价格改革的成效，还有引入市场机制后带来物资供应的改善和市场的繁荣，说明市场价格体制比行政定价体制优越很多。我也赞成有些同志提出的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但市场经济不是无政府状态，国家还要进行宏观调控。
南方周末：十四大首次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后，十六大又提出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你多次参与中央重要会议文件起草工作，起草文件时内部是否有不同声音？
张卓元：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几次参加中央会议文件起草，中央领导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不太赞成深化改革，一般也不会进入起草小组。
我印象深刻的是起草十六大报告时，浙江和广东提供的材料。两地民营经济发展很快，公有制经济同时也在发展，能够做到优势互补。大家很重视类似这样的材料，后来十六大报告中专门讲到“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就是基于浙江和广东两省的经验。
户籍制度应该打破
南方周末：2013年，你参与起草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全会《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今年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1年后的今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仍存在哪些短板？
张卓元:随着经济的发展，涌现出新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注意到了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不过当时问题还不是特别突出，后来越发明确要素市场化成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但有些改革受到其他方面的限制，比如劳动力市场化就受限于户籍制度。要是一下子改变也会带来问题，但方向是清晰的，将来户籍制度的束缚应该被打破，当然也要主动创造条件。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也应该是改革的目标，虽然在往前推进，但到现在还没有条件做到。
南方周末：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方面，取得了什么进展？
张卓元：以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为例，从最早的190条压减至现在的29条，全面取消了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服务业也在进一步开放。但毕竟还有29条准入限制，应该继续逐步放开。
南方周末：你认为经济改革发展到完善新体制阶段，必须有行政体制改革，其中主要是政府改革的配合，才能真正建成比较健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你看来还需要进行哪些行政体制改革？
张卓元：比如地方政府对本地生产的产品，采取保护主义。北京的出租车多数是现代，上海的出租车则是大众。过去有一段时间存在这样的现象不奇怪，但中央也发了通知，应该逐步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哪种车定价比较低，质量比较好，应该允许出租车企业自由选购，而不是政府出面规定要求出租车必须用本地品牌。这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有一定关系，所以要冲破利益束缚。经济活动应该是市场化的，绝对不能从本地利益出发，用行政的手段来干预。
我们在20年前就提出，地方政府对入驻的企业采取税收和土地等优惠政策，不合乎整体利益就应该取消。如今情况应该已经好转，但往前走肯定还是会碰到一些困难。所以现在很强调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大政方针，不能是中央的方针很正确，但到了地方这里违背政策，那里违背政策，最后执行就堵住了。政策贯彻不下去可不行，比如中央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是很明确的，但有些地方从本地利益出发，做不符合中央精神的事情影响民营经济发展，中央一直强调要纠正这种现象。
南方周末：2024年9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指出规范涉企执法和监管行为，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提了这么多年，落实起来难在哪里？
张卓元：我也听说了，有些地方政府跨地区抓捕民营企业家，要求交钱放人。过去的确发生过这种事，这是不应该的。当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地方政府就不能很好地落实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问题，要从税收政策调整等各方面进行改进。比如增值税，过去划分中央的占比较大，是不是可以做一点调整？在中央和地方的利益调整得比较合理以后，我觉得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会有所改善。
南方周末记者 杜寒三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杨艾艾
责编 钱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