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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9月9日是新民晚报创刊95周年的日子，《记忆》版从两本签名本说起，感怀老社长赵超老对后辈报人的谆谆教诲。
严建平：赵超老与“夜光杯”
晚报前辈沈毓刚先生的女儿在整理父亲藏书时，发现了一本赵超构先生赠送的《延安一月》签名本，执意送我留作纪念，这当然是极其珍贵的。
《延安一月》的刊发是新民晚报历史上值得记取的一件大事。那是1944年初夏，《新民报》派出青年主笔赵超构为特派员，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前后共四十三天。在延安，赵超构深入采访了毛泽东和中共高层领导人，细致体察了延安抗日军民的战斗和生活状态，深受鼓舞和感染，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延安一月》7月30日起先后在重庆、成都二地《新民报》日刊上连载，开始时每日刊出七八百字，后来读者不满足，纷纷来信要求“快登”“多登”，8月27日起每日发表二千字，10月18日全文刊毕，11月出了单行本。到翌年2月，再版两次，发行二万册，是为重庆版。夏衍晚年这样转述党的领导人对《延安一月》的评价：“周恩来同志不止一次赞赏过这篇报道，把它比作斯诺的《西行漫记》，要党的新闻工作者向他学习。1945年毛泽东同志到重庆，也对潘梓年、章汉夫和我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
说回赵超老赠送的这本《延安一月》，它是1946年在上海再版的，当时新民报已在上海设立了分社，所以称为上海版，封面和内页依然用了延安美术家古元、彦涵、秦兆阳、施展等的木刻作品，这些版画浑厚朴实，线条和构图都很优美，反映了边区清新健康的生活，与书的内容相得益彰。
书的扉页上，赵超老的题签是：
曩曾保留旧作《延安一月》一册，以作自我解剖之用。久已散失，近又搜得二册，以其一赠毓刚兄留念。
超构 七八年六、廿九日
题签的语境，自然还有着那个年代的特点，但从赠书这一举动来看，赵超老是无愧旧作的。
近日得知，赵超老同时搜得的另一册，仍留存在他后人手中，足见他对沈先生的看重。
说起来，沈先生并不是重庆《新民报》的老人，他是1952年和唐大郎等从《亦报》《大报》并入《新民报》晚刊的。《亦报》《大报》是上海解放初由夏衍指示创办的，因为当年在白色恐怖和复杂的斗争中，有不少文化界的朋友同情革命，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夏衍认为纵属滴水微功，也是相濡以沫，不应忘记。因而在他当了市委宣传部长和文化局长后，就想方设法为这些人安排一个可以为建设新中国贡献一己之力的机会。他到上海打电话给唐大郎，说已经到沪。唐回说：“你来了，我就失业了。”夏衍说：“我来了，你就不会失业。”果然在7月，《大报》《亦报》就创刊了，《大报》由李之华（中共党员）任社长，陈蝶衣为总编辑；《亦报》由唐大郎任总编辑，龚之方任经理，沈毓刚为副总编辑。从两份报的报名可以看出那些报人一个共同的心性，就是他们对办小报有强烈的自尊感，对社会上轻视小报的言论，有着强烈的逆反心理。如明明是小报，偏要把报名定为《大报》，《亦报》则是含有小报“亦是一张报纸”。对于《亦报》《大报》的并入，赵超构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他一向认为报纸的大小与品格高低无关，小报也可以有高品格。
当时《新民报》晚刊编辑部的负责人，大多来自重庆社，对上海市民社会的读者口味比较隔膜，报纸销路一直打不开。《亦报》《大报》那些熟悉上海的老报人的加盟，等于来了生力军，声势为之一振，报纸出现转机，发行量一下从六千多份上升到二万多份。唐大郎后来担任编委兼副刊组组长，沈毓刚担任编委兼新闻编辑组组长，深得赵超构社长的信任。
赵超老赠书的时间是1978年6月，那时他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而沈先生则在译文出版社编杂志，不在同一处上班，可见两人时常来往，交谊之深。
1982年晚报复刊后，沈先生担任副总编，分管副刊，对于如何办好副刊，他与赵超老的看法是一致的。在讨论复刊后六个版的安排时，赵超老首先提出两个版的副刊都出“夜光杯”，而定名“夜光杯”，则是沈先生建议的。
赵超老对“夜光杯”是有某种偏爱的，复刊四个多月后的五月五日，沈先生邀请赵超老来谈谈他对复刊后副刊的看法和要求，报社其他领导也随之而来，副刊的全体编辑都参加。在我的笔记本上记录着赵超老谈话的要点：赵超老首先肯定副刊还是比较耐看的，政协的老同志发言时还引了副刊上的对子。他主张副刊要强调社会性、群众性。重点“十日谈”要抓好，考虑周到些，青年人要看的。五版这样的格调差不多，六版要更生活化些，如保护益鸟、绿化问题等，业余生活要加强，集邮，钓鱼，告诉读者一些常识。杂文还是应该提倡的，“灯花”还是好的，贴近社会生活。黄佐临的文章雅俗共赏，可请他写写以前戏剧界的掌故。连载可写写运动员的故事，不是体育爱好者也要看。
赵超老和沈先生有个共同点，就是认为副刊要面向读者，了解读者，要平等待人，反对以训人的态度写文章。他们都反对说空话、大话、套话、假话。他们与巴金老人一样，比较早地提出要说真话。他们都是巴老的朋友，巴老那时已陆续发表《随想录》，赵超老和沈先生谈话中也就常牵念巴老，沈先生建议去看看巴老，赵超老犹疑一下，说不要打扰他了，让他好好休息。但没过多时，赵超老又提出去看望他一下，沈先生就陪他去了。后来巴老为“夜光杯”写了两篇重要文章和一些短文。在1992年1月24日的台历上，赵超老亲笔记下：“上午，与毓刚同去探望巴老，承赠《讲真话的书》一厚册。”不几天，他就病重住院了，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探望朋友，这位老友正是与他心心相通的巴金老人。
沈先生对赵超老非常尊重，对于“未晚谈”，即使有些建议，最终要以赵超老落笔为准。1986年10月的一天，总编辑老束和沈先生要我到赵超老家去一次，让他在一篇“未晚谈”小样上改几个字，记得那篇文章的标题是《广州的“陷阱”案》，是讲老百姓维权的。虽然说他们已和赵超老沟通过，但我还是感到不踏实。当我忐忑不安地来到赵超老家，只见他正在用放大镜读报，见到我面露微笑，他说已知我的来意，当即在小样上改了几个字，丝毫没有不快。接着跟我谈起“夜光杯”，重点是他倡议开辟的“读者、作者、编者”专栏，要我们处理好读者的来信来稿，刊出他们的不同意见。谈了好一会，我怕他累着，赶紧告辞。他老人家起身要送我下楼，那老式里弄房子的楼梯又陡又窄，连我都不得不小心翼翼，我再三劝阻，但他仍坚持送我到楼下大门口，真让我感动不已。
赵超老和沈先生都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复刊十年间，每年报社举办迎新聚会，他们总愿意和副刊的青年人坐在一起，赵超老病重住院前，还让吴承惠先生带口信给我，说坚持传统，他不太担心，但能否开拓创新，还要看一看。他还想请副刊部的青年人一起喝喝茶。
在《新民晚报》即将迎来创刊95周年之际，我想把赵超老赠送沈先生的《延安一月》签名本转赠给报社，希望报社的青年人能记得以赵超老为代表的晚报前辈，实现他们的愿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严建平）
江曾培：感恩老将
在新闻出版界被尊称为“老将”的赵超构前辈，是我的恩师。1956年2月，我23岁，由华东团校调入新民报晚刊（1958年改名为《新民晚报》）。当时晚报刚合营不久，编辑部人员大多是1949年前从事新闻工作的老报人，青年很少。老将在他简朴的办公室接待了我。他向我介绍了新民报的历史，讲述了新闻工作的要求，勉励我大胆地干。他说，报社需要你们这些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来龙腾虎跃。他安排我做记者，到新闻第一线去摸爬滚打。他说，做记者要勇于捕捉新闻，“别人把大门关了，你能从窗子里跳进去”。做记者也要静得下心，“即使在南京路百货公司这样热闹嘈杂的环境里，也能写出稿子来”。
随后，老将发现我有一点理论素养，喜欢写点小文章，又及时鼓励我学写时评和杂文。他说，要锤炼自己成为多面手。1990年冬，我出版了一本题为《海上乱弹》的杂散文集，我将此书送给老将时，写的题词是：“林放师教正”。随后，他签赠了刚刚出版的《未晚谈·二编》给我。这是他的第三本杂文集，收的是1985年至1989年间的作品。在这以前，他出版过《世象杂谈》，收入1954年至1965年期间的作品，《未晚谈》则收“文革”结束后至1984年的作品。他的杂文，既可读，又耐读。
“文革”期间，晚报工作人员“一锅端”去了位于奉贤海边的五七干校，我与老将在田头沟旁边有时不期而遇，但多默默不能语。后期落实政策，老将被安排到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辞海，我则被调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小说，两个单位虽属同一系统，但因距离较远，这期间与老将少有来往。1982年，雨过天晴，晚报复刊，老将重新出马，再度开张的“未晚谈”，得到读者普遍欢迎，我则是每篇必读，感受恩师的情怀和睿智。他的赠书更是我的珍藏。
我与老将的最后一次相见，是在1991年8月一个周末的晚上。那天，上海文艺出版社邀请沪上几位文化老人，在树木浓密、绿草成茵的丁香花园小聚，商谈编辑一本《文化老人话老年》的书，到场的有许杰、施蛰存、柯灵、罗洪、朱雯、范泉、丁景唐等，时年82岁的老将先我而到。我一进门，即趋前问候：“老将，近来身体还好吗？”他说：“还好，只是两腿乏力，不能多走路了。”我一看，果然在他的身旁，多了一根竹节拐杖。但他精神仍特别健朗，当谈及当时杂文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些杂文家有“坐冷板凳”的寂寞时，他说，写杂文的人，既要不甘寂寞，又要甘于寂寞。说不甘寂寞，是看到世态人情，有感即发，破一破周围的沉寂空气；说甘于寂寞，是要有准备坐好“冷板凳”的心态，“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他说，这就是写杂文的应有情绪。实际上，这也正是这位杂文大家的性格。
老将一生勤奋，用自己如椽的笔，不停地为民众的利益鼓与呼；但他对个人生活一向随遇而安，淡泊名利，以俭养德。40多年来，他一直住在虹口一间老式石库门房子里，条件不好，有关方面几次考虑为他调换住房，他一次次拒绝。他觉得住在那里，能与普通市民打成一片，听到老百姓的呼声。“文革”前，他上午在报社写文章，下午如果没有重要活动，他就像一个普通市民一样，“泡”到老城隍庙的茶馆里，与茶客聊天，汲取写作的养料。他对生活要求甚微，对社会贡献则甚大。他患严重心脏病已经十多年了，七十多岁后他是挂着心脏起搏器坚持写作的，真可谓“手不停椽至去时”。
那天，谈到老年问题，他说，他已经比孔夫子多活了10岁，比曹操多活了16岁。但是，他还想活下去。他觉得，比起生理上的老来，失去了对生活的兴趣是更可怕的。老年生活固然要淡泊一点，但对于事物过于淡泊，也就失去生活的丰富性，有如发高烧时失去了食欲，无论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只要心情健康，即使吃点咸菜泡饭也是好的。中国式的知识分子就有这么一种热爱生活的气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这个“声声入耳”和“事事关心”，使我们的老年生活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以书为伴，以笔为耕，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这样的老年生活，不是很从容、很潇洒的吗？我觉得，林放师的为人，既有老、庄气，淡泊、潇洒、超脱；同时更有屈、贾气，爱国、忧民、多才。
林放的屈、贾气，除了凝聚在杂文上以外，还表现在新闻工作的其他方面。他对新闻工作规律的精湛了解，使他所领导的《新民晚报》成为中国当代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他那些切合晚报特点又切中时弊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新闻学。
老将逝世于1992年2月12日，次日，我写下了“春愁黯黯悼赵师”的悼念文字。30多年过去了，赵师为文为人的精神一直活在我的心中，我永远感恩他。（江曾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