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在园林研究中，历史学更关注节点，探究随着时间变化赋予历史事物的特殊意义。从畅春园到圆明园，无疑是清代皇家园林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时间段。就历史地位而言，由康熙到乾隆，清前期北京西郊皇家园林呈现三段式变化：先逐渐形成以畅春园为中心的发展态势，继而过渡为园林理政中心事实性地转为圆明园，至乾隆朝，圆明园获得朝野认同，成为最重要的园林中心。在这个清王朝臻于鼎盛的历史阶段，清代皇家园林的历史地位得以确立并不断提升。皇家园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深刻影响了清代帝王及社会精英人群，在政务运行、社会生活、文化交流等方面出现交响，进而发展为清代的历史特色。
确立畅春园历史地位
康熙帝在水土清佳的都城西郊丹棱沜一带选址建畅春园，利用自然条件改善居住环境以颐养身体，“于兹游憩，酌泉水而甘，顾而赏焉。清风徐引，烦疴乍除”，不出京即可以饱览四时景观，尽享天伦之乐。御园建成以后，康熙帝“计一岁之中，幸热河者半，驻畅春者又三之二”。皇帝园居而勤于政务，畅春园在政务处理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地位也不断得到强化。康熙朝档案中畅春园与京城并列，表明其已成为紫禁城外的又一处权力中心。
康熙帝亲身参与畅春园的营建，紧随其后建起各种赐园和私园，它们共同构成了北京城密集的城市园林资源，进而影响了都城内外人士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士人居家可以游赏本地园林，或有家园，或有乡园；赴外仕旅可以饱览当地名园秀色；居京则既有机会蒙恩获赐御园觐见，又有更多的机会在达官显宦、王公贵戚的宅园中游赏，可谓全方位的园林体验。园居则成为联络君主与士人的绿色纽带。
归隐田园，山林终老，反映汉族士人的文化心态，这一点，与满族皇帝对水土清佳之地自然的向往相互契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融合满汉，推动传统园林文化在清代有序传承。康熙帝亲撰《畅春园记》一文，强调节俭建园，并将勤政亲贤的政治理念、阅伍观稼的园林功能、对时育物的人文关怀寄寓其中，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作为园林的最高境界和治国的政治理想。
皇帝驻跸苑囿，理政与宫中无异，这一居园理政的纲领经康熙帝长期实践后，作为祖宗之法传承后世，几乎与清王朝的盛衰相依相伴。雍正、乾隆两朝，御苑规模进一步拓展，京城的园林理政中心逐步转为圆明园。
园林理政中心向圆明园迁移
雍正元年（1723），在畅春园东北角东园墙内建恩佑寺，为圣祖仁皇帝荐福，这标志着畅春园的主体功能转为举办祀典的礼仪重地，作为园林理政中心的功能宣告完结。据雍正帝所撰《圆明园记》，即位三年，修葺台亭丘壑，辟田庐，营蔬圃，建设轩墀。又于园之南构殿宇朝署值所，御以听政。雍正三年，恩佑寺落成，圆明园第一次扩建完成。八月，雍正帝首次驻跸圆明园，此后，清王朝的园林理政中心事实性迁移到圆明园。
通过增容扩建，圆明园的规模已超畅春园；雍正帝居圆明园理政，圆明园代替畅春园成为事实上的理政中心。在两园历史地位的迁转问题上，雍正帝本人并未明示，官方文书档案当中，两园排列的次序各有先后，难分伯仲。雍正帝一再重申圆明园内活动均效仿其父，“凡兹起居之有节，悉由圣范之昭垂，随地恪遵，罔敢越轶”。建园与居园，均效法康熙帝之节俭、勤劳以及亲贤礼下、对时育物，在雍正帝的心目中，两园前后承袭，不分彼此。同为御园，畅春园是为父亲荐福的祭祀重地，圆明园则是他自己长期生活、理政之所，两者功能不同，而地位各有所重。雍正一朝，畅春、圆明一度呈现出两园并重的状态。
雍正朝是圆明园历史地位确立过程中的重要过渡阶段。雍正四年，在政务处理层面确立了每日一旗一部、八日一个轮回的御园奏事章程。继而专设圆明园八旗护军营，以警跸宿卫、稽查出入为职任，护卫圆明园，保证皇帝宫苑行走的安全。这些措施，赋予居园理政以合法性身份，增添了政务运作的制度性、安全性保障，标志着园林理政中心已事实上迁移到圆明园。
政治重心转向圆明园
乾隆十五年（1750），建清漪园为母祝寿，北京西郊的皇家园林从此交织成带，连为一体。十年后，乾隆帝作《万寿山清漪园记》，申明“畅春以奉东朝，圆明以恒莅政，清漪、静明一水可通，以为勅几清暇、散志澄怀之所”。确认圆明园是皇帝莅临处理政务之处，园林政治格局的重心正式转为圆明园。
乾隆帝对圆明园的历史地位有明确认定。据内务府档案，五园排序为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大体反映了西郊园林与紫禁城由近及远的地理关系。畅春园为太后宴息之所，位于圆明园之南，在建造时间上也先于后者，乾隆帝亲切地称之为“前园”。“前”，强调的是地理位置在前，而非实际地位在先。据乾隆二十六年内务府档案记载，乾隆帝曾因视觉上看到畅春园法船所用花炮数量超过圆明园，严厉要求内务府官员详察确奏，仔细比较发现，畅春园年例仅为圆明园的五分之一，完全无法相较。乾隆时代，两园已经依帝、后身份有确切定位。论声势，圆明园的政治地位远在畅春园之上。
乾隆帝强调要继续秉承祖宗之法，“以乘时行令，布政亲贤”，“不求自安而期万方之宁谧，不图自逸而冀百族之恬熙”。他在康雍两朝居园理政的基础上继续拓展，确立了传膳视事制度。在《仲夏万寿山清漪园》的诗注中，乾隆帝解释说，“凡遇游幸，传膳处所即办事，览章奏、宣对大臣、引见官吏如常，弗令稽延守候，此向例也”。乾隆帝往返紫禁城与西郊皇家园林途中，高梁桥畔的倚虹堂，长河岸边的万寿寺、万泉庄，圣化寺行宫中的含淳堂，畅春园西花园的讨源书屋，清漪园里的玉澜堂、鉴远堂，静明园里的华滋馆等，都曾作为传膳视事之所。康熙帝开启园居理政，为清帝提供紫禁城外稳定的园林理政场所，保障皇帝居宫、居园两相便宜，勤于政务宫苑无异；雍正帝确立圆明园轮班奏事将居园理政制度化；乾隆帝拓展为传膳视事，使清帝在宫苑之间行走之时也能够随时随地处理政务，在居宫、居园相对空间自由的基础上保障了政务处理在时间层面的灵活度。乾隆帝离京出巡，还在行宫中推行传膳视事制度，将其适用范围推广到各地。
乾隆时期的圆明园，皇家园林的历史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圆明园作为皇权政治符号的属性更加显著：园林景观的营建、园林建筑的功能以有效服务皇权为主要标准，圆明园四十景的命名，如正大光明、勤政亲贤、九洲清晏、万方安和等，直接反映了乾隆帝的政治理想。园居理政获得了空前的时代认同和历史认同：宫苑无异、宫苑一体在乾隆一朝大体得到官僚系统、政治制度层面的高度配合，入署与下园成为协理政务的两种方式，紫禁城皇宫与京内外的皇家园林共同构成一宫多苑的协同体系，为清帝居京、出京提供稳定的理政保障；晚清人宝廷在诗中咏叹，“忆昔当年全盛时，冬宫春园岁迁移”，他还借浣衣女之口指出，“忆昔乾隆全盛时，此地繁华天下推”，此地，即指三山五园所在之地。圆明园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在域内、域外的文化交流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域内的文化交流主要包括古今园林文化、南北地域文化、满汉等多民族文化的融通交汇；域外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东西方园林、建筑、艺术、美学等方面认知与实践的互相碰撞与沟通。
从畅春园到圆明园，见证了清代皇家园林历史地位逐步确立并得到提升，园居理政发展为清代的政治特色，开创了北京一宫多苑的都城格局，打造了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文化融合和对外交流的园林平台，从而将皇家园林的历史文化功能推向了新高度。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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