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员披露：76年周总理追悼会前，汪东兴曾下达密令，追悼会延迟
引言：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离世的消息传遍全国，举国悲恸。在追悼会即将举行的前一日，负责安保工作的警卫员老张接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沉重的声音：＂老张同志，有个重要任务...追悼会需要推迟。＂这个突如其来的命令让老张感到困惑。作为现场安保负责人之一，他亲眼目睹了全国各地群众自发前来送别，人群已经在寒风中等候多时。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汪东兴在这个节骨眼上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考量？时隔多年，这位已经退休的警卫员终于决定讲述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当年的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追悼会前的北京
1976年1月的北京，寒风凛冽。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的群众自发组织前往北京。从1月9日开始，首都各大火车站就迎来了全国各地赶来送别总理的人流高峰。北京站、北京西站、前门站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群众抵达。
北京市交通部门紧急调配了数百辆公共汽车，在各大火车站设立了临时接驳站。为了应对这一特殊时期，北京市公安局还抽调了大批警力，在火车站设立临时服务站，为外地来京群众提供信息咨询和指引服务。
在长安街沿线，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门共同制定了详细的安保方案。从天安门广场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每隔50米就设置了一个警戍点。负责现场安保的老张回忆，当时仅天安门广场一带就部署了超过3000名警力。
考虑到天寒地冻，市政府还在长安街沿线设立了多个临时救助站。北京市卫生局调派了12支医疗队，配备了救护车和医疗物资，为群众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同时，北京市商业局组织沿街商店延长营业时间，确保群众能够买到热食和御寒物品。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工作人员连夜进行场地布置。礼堂内部重新粉刷，地面铺设了新的地毯。公墓外围，工作人员搭建了多个临时帐篷，用于安置献花和吊唁用品。特别是在公墓东侧，专门开辟了一块场地，用于摆放全国各地群众送来的花圈。
与此同时，北京市公安局交通处制定了详细的交通管制方案。从1月10日起，长安街沿线实行分时段交通管制。为了保证送别队伍的通行，该路段的公交线路也作了临时调整，增设了多个临时停靠站。
在追悼会前夕，北京城笼罩在一片肃穆的氛围中。天安门广场到八宝山的十里长街上，自发前来的群众已经排起了长队。他们中有的是工厂工人，有的是街道居民，还有不少是从外地赶来的干部群众。尽管天气寒冷，但人们依然秩序井然地等候着。
就在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的时候，一个意外的电话打破了原定计划。这个来自汪东兴的命令，不仅让现场的安保人员措手不及，也让已经做好准备的各个部门不得不重新调整安排。
二、汪东兴的特殊命令
1976年1月11日晚上9点，中央警卫局会议室内，汪东兴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开始前，他接到了一个重要电话。十分钟后，汪东兴拿着一份文件走进会议室，神色凝重地向与会人员宣布了这个特殊命令。
汪东兴的这个命令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追悼会需要延期举行；第二，现场安保力量要加强部署；第三，对群众聚集区域进行妥善疏导。这个突如其来的命令让现场指挥部一时难以应对。当时负责安保工作的老张回忆，接到命令后，指挥部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
指挥部随即成立了三个工作组。第一组负责与各地方单位协调，通知延期信息；第二组负责现场群众的安抚和疏导工作；第三组负责调整警力部署。考虑到当时已有大量群众在长安街沿线等候，指挥部决定采取分区域、分批次的方式进行疏导。
在接到命令后的半小时内，北京市公安局紧急调派了200多名警力支援现场。同时，北京卫戍区也增派了部队协助维持秩序。为了确保信息传达准确，指挥部专门制作了告示，在主要聚集区域张贴公告。
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与邓颖超同志沟通这一变更。当晚10点，汪东兴亲自前往医院，向邓颖超通报了这一决定。据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回忆，汪东兴与邓颖超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谈话。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邓颖超立即召集相关人员召开了一个简短会议。会议决定，由中央办公厅牵头，组建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协调追悼会延期的各项事宜。同时，邓颖超还特别叮嘱，要妥善安置已经抵达北京的群众。
为了落实邓颖超的指示，北京市政府连夜调配了大量物资。市政府紧急调拨了5000床棉被、10000件棉衣，在天安门广场周边设立了十几个临时休息点。同时，各区县也开放了一些室内场所，为远道而来的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场所。
在现场指挥部，老张和同事们连夜修改安保方案。考虑到延期后可能会有更多群众来京，指挥部扩大了警戒范围，将原来的警戒线向外延伸了500米。同时，还在各个路口增设了咨询点，安排专人解答群众问题。
这个特殊命令的执行持续到了第二天凌晨。期间，现场指挥部不断收到来自各方的反馈信息。有的群众表示理解，决定返回原地等候新的通知；也有的群众表示要继续等待。面对这种情况，现场工作人员始终保持耐心，反复做好解释工作。
到了凌晨3点，长安街沿线的群众已经大部分得到妥善安置。但是在天安门广场附近，仍有不少群众在寒风中驻足。现场指挥部随即又调派了一批工作人员，继续做好群众工作。
三、幕后未知故事
就在汪东兴下达延期命令的当天上午，毛主席通过秘书送来了一份亲笔批示。这份批示对追悼会的具体安排提出了几点特别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求追悼会必须体现＂节俭办事＂的原则，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当时的特殊形势。
根据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回忆，这份批示到达中南海后，立即引发了一系列紧急部署调整。中央办公厅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会议决定，在保持庄重肃穆的同时，尽量简化部分仪式环节。
与此同时，中央警卫团也接到了一份新的部署命令。原本负责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警卫工作的第一、第二中队临时调往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个突然的调度变化，在当时的警卫系统内部引起不小的震动。
据老张回忆，这次调度变化的背后，是基于一个重要的安全考虑。由于预计参加追悼会的人数可能超出原先预期，八宝山革命公墓周边的警力配置需要加强。中央警卫团抽调了经验丰富的骨干力量，组建了一支临时特别警卫队。
在这些变化发生的同时，江青及其同伙也在暗中活动。他们试图借机干预追悼会的筹备工作。一位参与筹备工作的老同志回忆，当时江青曾通过某些渠道，提出要在追悼会上增加一些特定的仪式环节。这些建议被汪东兴坚决否决。
在中央警卫局的档案中，还保留着一份特别记录。记录显示，就在追悼会前夕，有人企图改动已经确定的悼词内容。这个企图被负责审核的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并制止。这份记录后来被标注为＂绝密＂等级，直到多年后才解密。
为了确保追悼会的顺利进行，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临时协调小组。这个小组由中央办公厅、公安部、北京市政府等单位的负责同志组成，负责处理各类突发情况。协调小组每天都要召开碰头会，及时解决筹备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在这期间，协调小组还多次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请示电报。有的地方请示是否可以同步举行悼念活动，有的请示能否组织群众代表来京参加追悼会。面对这些请示，协调小组都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一一作出回复。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关键时期，周总理生前的一些老部下自发组织起来，协助做好相关工作。他们中有的负责整理档案资料，有的协助接待各地来宾，有的参与现场布置工作。这些同志们不分昼夜地工作，展现出了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
随着各项准备工作的推进，原本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逐渐得到控制。中央警卫团的调度到位，现场布置基本完成，各项安保措施也已经就绪。这为追悼会如期举行创造了必要条件。
四、群众自发行动
在追悼会延期的消息传出后，北京城内外发生了一系列自发性的群众活动。据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值勤的老张回忆，尽管官方已经发布了延期通知，但仍有大量群众坚持在广场上守候。他们中有的是从外地赶来的工人，有的是附近的居民，还有不少是学校的师生。
在长安街沿线，群众们自发组织起来维持秩序。一些退伍军人主动站出来，在人流密集的路段组织疏导。他们将路面分成几个区域，设立临时走道，确保现场秩序井然。一些北京市民自发带来热水和食物，在寒风中分发给排队等候的群众。
北京站附近的居民区里，许多家庭打开家门，为远道而来的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场所。西单商场附近的一家国营饭店，老板娘带领员工连夜熬制了几大锅姜汤，免费供应给在外守候的群众。这些自发的民间行动，在当时的特殊氛围下显得格外温暖。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外，群众们自发组织起了献花活动。每天清晨，都会有人带着新鲜的花束前来。到了傍晚，工作人员清理现场时发现，献花的数量竟然超过了三万束。其中不少花束上还附着写给周总理的信件，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总理的深切怀念。
北京市的中小学校里，学生们自发组织起了悼念活动。有的学校的美术课上，学生们创作了大量纪念周总理的作品；有的学校的文学社团，组织同学们写下了给总理的信和诗歌。这些充满真情实感的作品，后来被整理成册，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
在首都工人文化宫，一群老工人自发组织起了义务服务队。他们中有的负责维持现场秩序，有的负责为群众指路，有的负责照顾年老体弱者。这支队伍从开始的几十人，很快发展到了几百人。他们分成若干小组，24小时轮班在现场值守。
北京市的各大医院也行动起来，在人流密集的地区设立了临时医疗点。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自发组织了十几支流动医疗队，携带医疗器械和药品，在现场巡回值守。北京中医院的老中医们则在临时休息点设立了义诊摊位，为群众提供及时的医疗服务。
在新闻单位，许多记者自发记录下了这段特殊时期的点点滴滴。他们用相机拍下了群众自发悼念的场景，用笔记本记录下了群众的心声。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和文字记录，成为了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
位于西单的北京市百货大楼，员工们自发组织起了便民服务站。他们在门口摆放长椅，提供热水，甚至将仓库里的棉衣棉被拿出来，借给需要的群众使用。这种自发的服务行动，在北京城内的多个商业网点陆续展开。
这些自发的群众行动，既体现了对周总理的深切缅怀，也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群众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情感，这些行动都被详细地记录在了当时的工作日志中。
五、追悼会当天
1976年1月15日清晨5点，八宝山革命公墓周边就已经站满了前来送别的群众。天还未亮，现场工作人员就开始了最后的准备工作。中央警卫团的同志们严格按照既定方案，对现场每个区域进行了仔细检查。
在追悼大厅内，工作人员正在对花圈进行最后的整理。据统计，来自全国各地的花圈多达数千个，其中很多都是群众自发送来的。为了确保现场布置庄重得体，工作人员将这些花圈分批次摆放，保证每一个花圈都能被妥善安置。
上午7点，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已经就位。他们手中拿着详细的座次表和流程安排，准备迎接各地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代表。在入口处，设置了多个检查站，每个人都要经过严格的安检程序。这些安保措施都是根据汪东兴的特殊命令严格执行的。
8点30分，邓颖超同志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到达。她首先察看了追悼大厅的布置情况，对现场的安排表示认可。随后，她在休息室里接见了几位老同志，与他们交谈了一会儿。这些细节都被现场的工作人员详细记录在工作日志中。
9点整，追悼会正式开始。现场奏响了国际歌，参加追悼会的人员依次就座。在追悼大厅外，数万群众在寒风中静静肃立。他们中间保持着良好的秩序，许多人手捧着鲜花，等待着向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追悼会期间，北京卫戍区的部队在周边重要路段执勤。他们采取了高度戒备的状态，确保现场安全。同时，北京市公安局也调动了大量警力，在各个路口设置了临时岗哨，维持交通秩序。
在追悼会进行的同时，全国各地也在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机关单位和工厂企业都组织了集体收听追悼会实况广播。许多地方还专门设立了悼念场所，让群众表达对总理的追思之情。
下午2点，追悼会结束。但群众们的告别活动仍在继续。工作人员采取分批次的方式，让群众有序进入追悼大厅瞻仰。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深夜。据现场统计，当天共有超过十万群众前来送别。
在整个追悼会期间，中央警卫局的同志们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他们发现并处置了几起可疑情况，确保了追悼会的顺利进行。这些安保细节都被详细记录在当天的工作简报中。
夜幕降临时，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工作人员开始清理现场。他们小心地收集保存了群众留下的信件、诗词和其他纪念品。这些物品后来被整理归档，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清理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工作人员才完成了所有善后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