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的人口问题不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自2021年放开三胎政策以来，尽管政府推出了多项鼓励措施，试图扭转人口增长放缓的局面，但效果并不显著。

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生育率屡创新低，2023年，我国的新生儿数量仅为902万，生育率也降至1.0，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面对这一严峻现实，政府和专家们纷纷出招，试图通过更具吸引力的政策激励年轻人多生孩子。

现金补贴、税收减免等措施真的能够有效提升生育率吗？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深层次的原因？未来我国的人口政策又将何去何从？

人口变化的历史背景

我国的人口增长历程绵延数千年，至今已发生了显著变化，早在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我国的人口大约为6000万。到了北宋（960年-1127年），这一数字突破了1亿。

此后，人口继续大幅增长，尤其是在清朝康乾盛世（18世纪中叶），人口达到了2亿，而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人口已经达到5.4亿。

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国家发展迅速，医疗条件改善，人口激增。到2021年，我国人口突破了14亿，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人口问题却不再是简单的“数量”问题，如何引导适度的生育成为国家的重要议题。

从计划生育到三胎政策

计划生育时期，我国政府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每个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这一政策在短期内遏制了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但也埋下了人口结构老龄化的隐患。

2016年，我国开始推行二胎政策，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政府决定放宽生育限制，允许每对夫妻生两个孩子。

但是政策的开放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生育高峰，2017年，全国新生儿数量达到1758万，短暂反弹后，2018年开始下滑至1523万。

2021年，三胎政策再度放开，允许每对夫妻生育三个孩子，并推出了育儿补贴等支持措施。

不过政策的调整似乎并没有改变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反而暴露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尽管二胎、三胎政策相继出台，生育率仍然持续走低。

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新生儿数量仅为1062万，2022年更是首次跌破1000万，仅有956万，2023年这一数字继续下降至902万。

专家们预测，随着生育意愿的持续低迷，未来新生儿数量甚至可能跌破800万。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生育率在2023年仅为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5。

即便是和生育率低迷的国家相比，如日本（1.3）和韩国（0.72），我国的生育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

2022年，我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减少了85万人，标志着60年来人口首次出现下降。

这一趋势不仅引发了对人口老龄化的担忧，也使得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体系压力增大等问题浮出水面。

年轻人为何不愿生育？

那么，为什么年轻人即使面对开放政策和诸多鼓励措施，依然不愿意生孩子呢？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有社会观念的转变。

结婚和养育的高昂成本让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在一些地方，结婚的彩礼动辄数十万元，房价居高不下也加重了年轻人的经济负担。

以二线城市为例，90平方米的房子价格普遍在160万到200万之间，除了婚房，婚宴、婚纱照、蜜月等一系列开销更是让人不堪重负。

在养育方面，抚养孩子的成本同样高昂，城镇家庭从孩子出生到18岁，至少要花上几十万元。

婴儿时期的奶粉、纸尿裤，稍大一些的兴趣班、教育开支，都是一笔笔不小的费用。

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教育成本尤为突出。比如，东莞的私立高中一年学费接近10万元，孩子上大学后的学费和生活费更是令许多家庭感到沉重。

工作和家庭的矛盾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许多女性在生育后不得不放弃工作，成为全职妈妈。

这不仅意味着家庭收入减少，还可能导致女性在职场中的发展受阻，职业生涯面临巨大挑战，这种现实让很多女性对生育产生了抵触情绪。

社会观念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追求个人生活质量，强调自我实现。

受西方“丁克”观念的影响，一部分年轻人选择不结婚、不生育，宁愿过上独立、自由的生活。

此外，生育带来的巨大压力使得一些年轻人选择“躺平”，不再追求传统的婚姻和生育模式。

现金补贴、减税政策能否奏效？

面对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专家们纷纷提出了各自的建议，希望通过更具吸引力的政策措施激励年轻人生育。

经济学家梁建章提出，通过对多孩家庭进行巨额奖励来提升生育率。

他建议对生育两个孩子以上的家庭奖励100万元人民币，并动用国内GDP的4%用于生育福利。

此外，他还提出了五项具体建议：

现金补贴：每月给一孩、二孩、三孩家庭分别提供1000元、3000元、6000元的补贴，直到孩子成年。

个税和社保减免：二孩家庭减免一半个税和社保，三孩家庭全额减免。

购房优惠：二孩家庭购房享受七折优惠，三孩家庭享受五折。

幼儿园建设：增加10万个幼儿园和托儿所，目标是让50%以上的婴幼儿能够入托。

男性育儿假：建议给予男性育儿假，减轻女性育儿压力。

另一位经济学家任泽平提出了“生育权回归”的概念，认为应当通过政策引导社会回归到自由生育的状态。他特别强调了以下几点：

男性育儿假：解决女性在育儿期间压力过大的问题。

消除职场歧视：保障女性在求职中的平等权利，避免因怀孕和生育影响职业发展。

教育资源平等：优化公立幼儿园和学校的布局，确保孩子能够享受优质教育。

任泽平还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建议，即将生育与继承权挂钩，限制没有子女家庭的继承权。

这一建议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讨论，许多人认为这一做法涉嫌侵犯公民的生育自由和基本权益。

除了专家建议，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应对生育率下降的问题。例如，武汉市对三孩家庭每个孩子每年补贴1万元，直到孩子6岁。

的原则，帮助多孩家庭减轻育儿压力。

杭州、绍兴等城市也在积极探索新的补贴方案，希望通过经济激励唤起更多生育意愿。

结语

尽管专家和政府都在努力推动多孩政策，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生育率的持续下滑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年轻人对生育的顾虑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更多的是对生活质量、家庭负担等多方面的考量。因此，单靠现金补贴和减税政策并不足以彻底解决问题。

未来的生育政策，或许需要更加全面的调整，既要降低生育和育儿成本，也要改善职场环境，确保女性在生育后能够顺利重返工作岗位。

同时，还需要重新审视社会对于婚姻和生育的观念，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多元的社会氛围。

我国的人口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无论是政策的调整，还是社会观念的转变，都需要时间去逐步适应，政府、社会和个人，或许都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信息来源：

“三孩”生育政策正式入法，一文看懂我国生育政策发展历程——澎湃新闻 20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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