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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的发迹与势力
民国时期的上海秩序复杂，治安混乱。杜月笙看准时机，介入了赌博和收取保护费的行当。他通过设立赌场和向商户收取保护费，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些赌场不仅提供赌博服务，还成为了各种社会活动的交流场所，不时有政界和商界的重要人物出入其中，使得杜月笙的网络更加广泛。
此外，杜月笙还涉足房地产和交通运输行业。在房地产领域，他通过投资建设和买卖房产，进一步扩大了他的经济基础。而在交通运输方面，杜月笙则是通过控制部分码头和公共交通工具，从中获得了大量的收入。这些行业虽然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民众的痛苦。
在他的影响下，上海的一些地区变得更加繁荣，但同时也有不少普通民众因为无法承受高额的保护费和不公的商业竞争而生活困苦。尤其是那些小商贩和普通居民，他们在杜月笙及其组织的控制之下，往往需要支付比正常市场价格更高的费用来维持自己的生意和安全。
尽管如此，杜月笙的名声和势力却如日中天。他不仅在黑帮活动中行事得体，还经常出资办学和捐赠慈善，试图塑造一个社会贤达的形象。他资助的学校和慈善机构不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他在公众中的形象。
杜月笙的这些活动，虽然为他带来了名望和权势，但其背后的代价却是许多普通人的苦楚和牺牲。
家庭生活与太太们的故事
杜月笙的私生活如他的事业一样多彩而复杂。他一生共娶了五位太太，每段婚姻都承载着不同的故事和背景，但其中最受瞩目的无疑是与孟小冬和姚玉兰的联姻。
孟小冬，京剧界的名伶，以其卓越的艺术才能和独特的魅力闻名于世。她的美貌与才华吸引了无数观众，也俘获了杜月笙的心。两人的结合无疑是当时社会的一大焦点，婚礼盛大而隆重，吸引了众多社会名流和媒体的关注。婚后，孟小冬虽然偶尔还会登台演出，但更多的时间是作为杜月笙的夫人，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增加了杜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与孟小冬的婚姻充满了光彩和传奇，相比之下，杜月笙与姚玉兰的关系则显得更为平实。姚玉兰没有孟小冬那样耀眼的社会地位，但她稳重而贤惠，为杜月笙管理家务，尤其是在杜月笙事业最忙碌的时候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姚玉兰生下的儿子杜维善，更是杜月笙晚年的骄傲，她的存在在杜月笙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上海的豪宅中，每当杜月笙从复杂的帮派事务和生意纷争中抽身，回到家中时，姚玉兰总是能妥善地安排一切家庭事务，使得家庭生活保持一定的平静和秩序。家中的宴会和接待常常由姚玉兰亲自操持，从菜肴的准备到宾客的接待，她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抗战时期的流离与避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也未能幸免于难。在这种情势下，杜月笙和姚玉兰决定前往相对安全的香港避难，而将孟小冬送往相对稳定的北京，以保她的安全。孟小冬的去处是北京的东城区东四轿子胡同8号，一座结合了中西建筑风格的四合院。
这座四合院的建筑风格独特，外观兼具中国传统的庄重与西方建筑的精致。四合院的大门沉稳，门楣上雕刻着细致的花纹，显得非常讲究。一进门，便是宽敞的庭院，院子中央种着几棵老梧桐，即便是酷暑，庭院里也显得凉爽宜人。院子的四周是高大的屋檐，屋檐下方装饰着精美的彩绘，展示了中式建筑的典雅。
宅内的布局严谨，将生活区和接待区分得十分清晰。内部装饰融合了中西元素，既有中国传统家具的雕花木椅、红木桌，也不乏西式的沙发和水晶灯饰。墙上悬挂着一些孟小冬过去剧中的扮相照片以及她与杜月笙以及其他文艺界人士的合影，这些照片记录了她昔日的辉煌时刻。
在抗战的影响下，北京虽然也有其紧张和不安，但相较于前线的惨烈和上海的混乱，东四轿子胡同8号的四合院里，孟小冬能享受到一段较为平静的生活。院中的花草被打理得井然有序，孟小冬有时会在庭院中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或是在亭子下品茗，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格外宁静。
尽管远离了战火与丈夫的庇护，孟小冬在这里的生活并不孤单。北京的文艺界人士知道她的居住地后，常常会来访，她的家成了一个小型的文化聚点。京剧界的同行、以及一些文学家和画家，都会在这里与孟小冬交流艺术与生活。
杜月笙的遗嘱与晚年
1951年，杜月笙逃到香港后健康明显恶化，身体状况突然急转直下。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意识到需要尽快安排自己的后事，以确保家庭和财产的妥善处理。在一次严重的健康危机中，他一度昏迷。当他稍微恢复意识后，他立即召集了自己的亲信和律师，决定立下遗嘱，这份遗嘱不仅要涵盖他庞大的财产分配，还要包含对他子女的人生指导和期望。
杜月笙的遗嘱中详细回顾了他的一生，从他早年的挣扎到成为上海滩的大佬。他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普通青年，通过智慧和勇气，一步步攀登至权力的顶峰。他还提到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各种努力，包括对教育和慈善的贡献。
在对子女的教导部分，杜月笙具体指示了如何分配自己的财产，确保每一个子女都能得到应有的份额，同时也强调了他们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他特别强调了对年幼子女的关照，确保他们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为成年后的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遗嘱的最后，杜月笙安排了一部分资金用于慈善事业，这反映了他晚年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他特别指出了一些他长期支持的慈善机构和项目，希望即使在他去世后，这些努力也能得到持续的支持和资助。
在遗嘱签署的那一天，家人和亲信围坐在杜月笙的床边。律师清晰地朗读每一条款，确保所有人都明白遗嘱的内容和杜月笙的意愿。随着杜月笙虚弱的手在遗嘱上签字，这份重要的文档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后代的困境与努力
杜月笙去世后，曾经金碧辉煌的家庭陷入了严峻的经济困境。他的遗嘱虽然安排了财产的分配，但实际执行中遇到了许多障碍，包括资产冻结和法律纠纷，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家庭的财务状况。尤其是四太太姚玉兰和她的孩子们，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姚玉兰作为杜月笙的四太太，曾在丈夫鼎盛时期享受过极尽奢华的生活，但在杜月笙去世后，这一切都成了过去。她不得不带领着年幼的孩子们开始新的生活。生活的重担让她不得不四处借贷，以支付昂贵的日常开销和孩子们的教育费用。这种生活的转变对姚玉兰和孩子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考验。
在这种困境中，杜维善，杜月笙和姚玉兰的儿子，表现出了不凡的决心和能力。从小就聪明过人的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承担起改变家庭命运的责任。因此，他决定离开中国，远赴澳大利亚寻找新的机遇。
抵达澳大利亚后，杜维善最初面临了许多挑战，包括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然而，他没有被这些困难击败。通过勤奋学习和不懈努力，他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在做了市场调研后，他发现澳大利亚的牛羊肉市场有着巨大的潜力。于是，他开始从事牛羊肉的批发业务，很快就在当地市场站稳了脚跟。
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展，杜维善的经济状况逐渐好转，他不仅还清了之前的债务，还开始积累财富。他的成功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逐渐改善了家庭在中国的经济状况。他通过汇款支持家中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使得他们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
尽管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杜维善始终心系家乡和北京的四合院——那是他童年的记忆所在，也是他父亲曾希望留给他和他姐姐的财产。杜维善回到北京，希望能解决这座四合院的产权问题，以实现父亲的遗愿，却发现面对的是一个远比预期复杂得多的局面。
到了北京后，杜维善发现，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房地产市场的火爆，许多原本的居民已经搬离四合院，而新的业主或租户已经入住。这座四合院已经被改建成了多户居住的复合式住宅，里面住着二十多户不同的家庭。
在与这些居民进行初步交流后，杜维善了解到，要想完全收回这座四合院，他需要支付的金额远超他的预期。每家至少需要几百万人民币的补偿，这个数字加起来是一个惊人的总和。尽管杜维善在澳大利亚的生意颇为成功，但面对这样庞大的经济负担，他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最终，杜维善不得不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选择暂时放弃这项计划。
参考资料：[1]赖浩然.杜月笙子杜维善与丝路古钱币[J].东方收藏,2015,0(12):121-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