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中央通知陶铸去北京开会。回来后，我发现他神态有些异样，总好像在思考着什么问题，心情显得相当沉重。第二天午饭时，两人都默默地各吃各的饭，我等待着他将要说些什么。
果然，沉思了一会儿后，他终于开口了:“曾志，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
“让你做什么?”我感到很意外，忙问。
“中宣部部长。”他回答。
“你不合适，宣传部部长要由理论、文化和文字水平都很高的同志来担任，你胜任不了。”我断然否决。
陶铸点点头，很认真地说:“是呀，我不太适合。”
“那你就向中央辞掉。”
“不行，我还要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辞是辞不掉的。为这事，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也想得很多，不过中央既然已做决定，那就去吧!”
事已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呢。又问:“那你什么时候去?
“交代一下，六月初就去，不过先要去湖南为韶山渠通水剪彩。”此后，我们再也没说什么，他整天忙忙碌碌，我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精神不好，也无心过问。再说，我们素来谈话简短，只说一些在生活上必须谈的话，谁都难得向对方谈及个人工作上的事情，尤其是他。
六月一日，陶铸就一个人匆匆忙忙飞往北京了。我没有跟去。到了七月初的一天，由于身体过于虚弱，突然休克，脉搏每分钟三百来次，发烧三十八度达二十多天。刚退烧，陶铸来电话，要我去北京养病。我想，女儿陶斯亮正在上海军医大等待毕业分配，一个人呆在广州冷冷清清的，不如去他那里，两人相互间也总有个依靠。于是九月十日那天，我向省委请假，准予去北京休养三个月。
下了飞机，出乎我的意料，陶铸居然亲自来机场迎接，这是我们结合三十多年来破天荒第一次。以往北京的九月份，正是最明媚最舒适的季节，而此刻，一切美景全让红卫兵运动给打搅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拥在大街上，搞“四大”，破“四旧”，揪“走资派”，斗“反动学术权威”:不仅触及人的皮肉，还要荡涤人的“灵魂”。
我看着车窗外这种动乱景象，一股不安袭上心头:这场运动，究竟要搞成个什么样子呢?
陶铸一直在注意地观看着窗外的情景，很少吭声，一直到驶抵目的地时，他才告诉我他已搬出钓鱼台(即“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住进中南海杨尚昆的房子。杨尚昆调广东工作，家已搬走。
陶铸情绪很好地说:“我现在在西楼食堂吃饭，一天两元钱标准，太贵了，你来了很好，我们可以自己开伙。”他这个人，只要有辣椒吃就高兴。
车开进中南海，拐进了一条两边是高耸红墙的巷子里，在一座中式的大门旁停下。我迈进了新家，颇有兴致地参观了一下房子。这所住宅，不算宽敞，但挺精巧。主房只有三间，中间大的一间被隔成两半，一半做客厅兼餐厅，另一半是书房，两侧各一间卧室。室内陈设简单，但很实用。
房门前是一个小小的院子，栽着两棵海棠和几株桃花。再往前走几步，是一座架在荷花池上的游廊，因为迂曲回旋成了“万”字，因此得名为“万字廊。荷花池很大，长满了荷花和睡莲。那些红红白白的花儿开得婀娜多姿，十分可爱。陶铸说，他正是为了这池荷花，才在偌大的中南海内，独独选中了这处僻静住宅的。
陶铸分工负责宣传文教和组织工作，如:中宣部、中组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出版局、广播事业局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等部门。他的办公室设在西楼。那里人来人往，电话铃响此起彼伏，四名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
当时正是红卫兵闹得最凶的时候，所有的机关都分裂成两派，大学生又插手进行“煽风点火”，因此，几乎各部党委都处于全瘫或半瘫状态。
陶铸既要同各部委领导同志商量对策，又要与两派群众对话，还要接见分管系统内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向他们解释党对“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还要当场解答红卫兵的质问。各省市自治区虽不属他分管范围，但那里的负责同志大多与他较熟，有些还是老朋友，他们绕过“中央文革小组”，也纷纷来电话反映当地炮轰火烧“走资派”，揪斗干部群众，抢砸档案材料，以及互相打派仗的情况。此外，还要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教师。要参加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各种各样的会议;每隔几天，还要与总理一道向主席汇报(后来才知道，主席是分开听周总理、陶铸和某、陈伯达的汇报的)。
总之，“文革”时期，中国形势的特点就是“天下大乱”，弄得陶铸纵然使尽浑身解数也应接不暇。吃饭睡眠等一切正常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
陶铸说，这几个月，是他近几十年来最忙碌的一段时光。
大约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后，我发现陶铸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每当他坐下歇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画来画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阴郁，面色铁青。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引起了我的关注，但是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是简短地回答:没什么!他什么也不肯说。说实在的，我对他这点很有意见，哪怕把我当做一名普通的同志，彼此也应该交流思想。我估计他遇到了与个人命运相关的棘手问题，于是开始留心观察周围的事物，发现确实有些异样，例如:“中央文革小组”把曹轶欧派到陶铸这里“协助工作”，把陈伯达的老婆也安插到陶铸负责的某个部门中去。这分明是对陶铸职权的干涉，而绝非一般简单的人事安排，但当时，我也仅仅是感觉而已。
有一天，陶铸给汪东兴打电话，说周扬过两天要从天津回来，住中宣部不安全，希望办公厅能找个地方。汪东兴用质问的口气问道:“怎么，你想把周扬保护起来?”
“周扬同志患癌症在天津开刀才不久，这次回来接受群众批判，但身体还应该照顾，请你设法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的住处。王明住过的房子，现在不是空着吗?”陶铸解释说。
“好吧，跟他们商量一下吧!”电话里，传来汪东兴的回答。
我心里暗自纳闷，前些日子，汪东兴每次见到我们都很热情亲切，为什么今天口气突然变得这样生硬呢?我还观察到，近来，每当“中央文革小组”通知陶铸去开会时;他总是面有难色，纵使去也极不情愿，这是为什么呢?我还奇怪，为什么他突然脱下军装，改穿便服了呢?有一天，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少年京剧演员汇报演出，我同蔡大姐坐在一起。某某走过来，热情地向大姐打招呼，但对我却理也不理，仿佛没看见似的。其实某某与我是熟悉的，以往她几乎每年去广州过冬，我都要尽地主之谊，因此江青对我一直还算客气。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得如同陌生人了呢?
十一月份，主席下达指示:要谭震林和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
陶铸自己的一摊子工作那样多、那样忙，纵使有三头六臂也难于应付，更何况总理也需要他协助，在这种时候，为什么突然命令他离开北京，下到地方上去呢?
以上种种迹象，都是些不祥之兆啊!
而最为明显的信号，是十一月二十八日文艺界大会上，江青的一段讲话:“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连陈伯达、康生都成了亲密战友，却唯独没有提陶铸。文艺界是陶铸分管的，在文艺界的大会上，把陶铸排斥于毛主席亲密战友之外，这实际上是向红卫兵、造反派们宣布:陶铸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
浙江某中学高中生陆XX，专写批判陶铸两本书的大字报。他来京后，挑选繁华的前门大街，张贴了一张两万多字的大字报，整整用掉了六十张大字报纸。有人抄下，我借来看过，完全是胡说八道，荒唐之极。例如陶铸在《革命的坚定性》一文中写道:“……当风雨过后，当浪涛退后，它们仍旧矗立在大海边，指向青天，面对大海。”而陆XX的大字报却胡诌什么:“面对大海，就是面向台湾;指向青天，就是指向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就是向往蒋介石。”真让人啼笑皆非。
耳闻自睹这种异常的现象，我的心真是沉重极了，我估计陶铸被打倒之日，即将来临。我做了思想准备，并告诫女儿:“你爸爸在中央工作，弄不好会跌得粉身碎骨，你要有思想准备才好。”她太单纯，怎么也领会不了“粉身碎骨”这几个字的含意，还责怪我言过其实，以为我是故意吓唬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