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八国联军齐聚，踏破京城的壁垒，余波未尽，圆明园一朝成灰，如此凄惨景象，至今提及，犹心有余悸。
此中，不只是失土赔金之痛，更有民族之耻。
庚子之难，是深重一笔，名为赔款，实则耻辱，使得中华民族步入了求变革、图强盛之路。
历经沧桑，中国终摆脱苦海，潜心发展，力图归位于世界之林。
于是八国联军中，有七国主动归还或放弃了赔款。
唯独一国，声称“分文不退”。
1900年的庚子年，世界之窗刚刚向新纪元敞开，而华夏大地却在屈辱的阴影下挣扎。
那一年八月十四日，英、法、德、俄、美、日、意及奥匈八国联军攻破了北京的城墙，直逼皇城。
慈禧太后带着年轻的光绪皇帝匆匆离开，逃离京城，留下了一地慌乱。
年迈将近暮年的李鸿章，便在此时被慈禧再次召回，任命为全权大臣，他和病重的庆亲王奕助一同，面对着西方的列强，开始了艰难的和谈。
翌年，一纸《辛丑条约》签署，清廷与列强之间的屈辱交易正式完成。
1901年9月7日，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庆亲王奕劻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在诸多外国使节的围观下，签订了《辛丑条约》。
它非但令中华腹地遭受重创，更使清朝的国威国运沉沦至谷底。
条约内容繁复，不仅要求严惩首祸大臣、设立使馆区域的边界、拆除京师炮台，还允许各国驻军与在京设立使馆，并要求皇室派出使者亲赴各国道歉。
更为刻骨铭心的是，条约还强令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支付高达4.5亿两白银的庞大赔款，这笔钱将从1902年至1940年间，以4厘的年息分39年偿还，本息合计高达9.8亿两白银。
这巨额资金以关税及盐税作抵押，历史上称之为“庚子赔款”，简称“庚款”。
在这场经济的血泪交易中，俄国获赔款高达1.303亿两白银，占总额的28.91%。
德国以20.02%的比例紧随其后，得赔款约9007万两。
法国、英国及日本亦分别得到7087万、5062万及3479万两白银。
美国，3293 万两，占 7.32% ；意大利，2661 万两，占 5.91%；比利时，848 万两，占1.88%；
而此番赔款，无异于是以国家的血汗为代价，为西方列强的贪婪买单。
1903年，梁诚继伍廷芳之后，出任驻美国公使，迅速投入了一场关于庚子赔款支付方式的外交较量。
当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一方面坚持要求清政府“一视同仁”，与对其他国家的做法相同，以金本位支付赔款。
另一方面，他亦表示愿为缓解清朝的财政重担，退还那部分超额的赔款。
此外，所谓“多余赔款”，指的是超出《辛丑条约》规定的必要赔偿数额之外的款项。
据1902年《纽约时报》报道，当年已有约一千八百余万美元的超额赔款，海约翰甚至已开始筹划退款事宜。
梁诚闻讯后，迅速将“赔款核减”列为外交重点。
他向美方提出建议，若能核减赔款，“于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倡首，义声远播，可谓兴起闻风”。
海约翰对此表示认可，并承诺将此提议上报至总统。
此后，梁诚不遗余力地展开游说，希望通过媒体与公众舆论的力量，加快庚款退还的进程。
与此同时，梁诚在美国国务院与国会图书馆深入研究各种档案、文件，发现美方在义和团事件中实际损失，远不及其索赔金额。
1905年7月海约翰去世后，他的友人柔克义继续向罗斯福总统推动退款事宜。
尽管罗斯福答复称会寻找合适时机处理，但同年中美间多起事件，如粤汉铁路回归、日俄战争等，使得中美在赔款问题上的谈判暂时中断。
1906年，随着中美关系的逐渐缓和，驻华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向罗斯福建议，将那“过分索取”的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用于支持教育事业。
罗斯福对此表达了积极的态度，并表示将努力推动国会通过相关议案。
梁诚担忧政治风云变幻，退款事宜可能会延误，因此加紧活动，联络工商部及内务部等要员，再次向美国总统敦促退还庚款。
在诸多力量的共同推动下，罗斯福最终重新启动了退款计划，并指派专人重新核算义和团运动期间的真实损失。
1907年5月，梁诚即将结束其驻美使团的职务，归国在即。
在此关键时刻，美国国务卿路提特主动邀请梁诚商讨庚子赔款的减收问题。
在一番核查与计算后，美国总统决定将庚款的数额定为1100多万美元。
经过数月的外交协商和内部审议，1907年12月3日，罗斯福总统在国会中提出请求，希望得到授权以退还部分庚子赔款。
历经波折，1908年5月25日，美国参众两院终于达成共识，正式通过决议，同意将超出的约1千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
12月28日，罗斯福签署了正式的退款令，此举于次年元旦正式生效。
美国退还赔款背后的动机并非单纯追求与中国的“真诚友好”，而是出于一种更深层的战略考量。
美国意在打造一种有别于英国殖民模式的“美国模式”。
自从西方开展全球殖民活动以来，英国的殖民模式已成为殖民主义的标杆，该模式以军事占领和屠杀为其主要特征，是一种原始殖民行为在近代的延续。
然而，这种方式已引起越来越多被殖民国家的强烈抗议与反抗，对资本主义的生存法则构成了挑战。
美国对英式殖民的弊端感同身受。
作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力量，美国虽然无法完全摆脱侵略他国的历史模式，但却企图通过更为“文明”的方式以推广其价值观为手段，实施一种新的殖民策略。
这种所谓的“新殖民模式”，表面上看似更为和谐，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统治与控制，其核心依旧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
其本质上，依然是一种精致而隐蔽的帝国主义行径。
美国作为首个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国家，其动机并非单纯的慷慨，而是深谋远虑，一边维护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同时也是为了从中国获取更深层次的利益。
在梁诚不懈的努力与外交智慧的加持下，美国决定将多收的赔款退还给中国，并指定这部分资金用于教育发展，一举多得。
美国此举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定的连锁反应。
英国、法国、日本等列强纷纷开始考量，是否也应跟进美国的步伐，将庚款部分退还给中国。
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各协约国国家为了拉拢中国加入战争，开始动员中国参战，并在1917年提出了一个条件：以庚子赔款的缓付为交换，希望中国能够加入协约国的阵营。
最终，各协约国决定从1917年12月1日起，将庚款缓付五年。
同年，中国对德奥宣战并宣布与之断交，德奥的庚子赔款随之停付。
此外，1917年法国面临中法实业银行倒闭的危机，为了恢复在远东的金融信誉，法国决定利用退还的庚子赔款来偿还中法实业银行的债务，企图以此恢复银行的运营。
然而，中国在协商过程中未能留意到汇率问题，这一疏忽为后来的“金法郎”案埋下了隐患。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决定停止支付庚款。
北京政府经过几次尝试后，终于在1924年与苏联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正式停止向俄国支付庚款。
与此同时，受到法国“金法郎”案的启发，意大利和比利时也提出以金还款的条件，最终在与中国政府达成协定后决定退还庚款。
荷兰由于庚款数额较小，其退还过程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总体来看，各国退还庚款的过程错综复杂，形式多样，虽然各有不同的原因和目的，但无一例外，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在更大范围内从中国获得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美国决定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给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启发。
日本，这个在《辛丑条约》后与中国关系紧张的国家，开始考虑效仿美国的做法。
根据记录，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至1922年，中国尚未偿还给日本的庚子赔款总额达7210万日元。
然而，这笔金额对日本的国防贡献有限，其价值仅相当于建造两艘军舰。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开始认识到，通过文化投资的方式可能比单纯的军事扩张带来更深层次的国家利益。
英国对日本退还庚款的建议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特别是在一战末期，中日就山东问题的激烈争议未减。
日本为了在国际舆论和民族情感上占据有利地位，1918年1月，日本国会决定退还庚子赔款，但具体实施方式及时间安排尚需进一步考量，待中国国内政局稳定之后进行。
1918年9月21日，日本外相后藤对章宗祥公使提出非正式的觉书，表示日本将在适当的时机放弃对赔偿金的索取权，但具体的办法还需进一步商榷。
直至1922年2月，日本第45次国会议员提出将日本应得的庚款余额的一部分退还给中国，用以支持留日学生的学费，另一部分则用于补助日本在华的学校和医院等文化事业。
1923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项特别会计法案，自4月起实施，此法案规定退还的庚款将专门用于发展对华文化事业，每年由政府制定相关预算并与国家总预算一并提交国会审议。
然而，此举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中国认为庚款的处理应完全由中国自主决定。
在日本特别会计法案通过前，中国教育部的朱念祖和陈延龄曾在1923年2月24日紧急前往日本，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退款问题。
不幸的是，日本此时已设立了对华文化事业事务局来管理这些庚款，尽管两位使节费尽口舌，但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受美国退还庚款的启示，日本决定跟进这一步骤，但日本提出的退款办法却完全由其自身主导，实际上并未考虑到中方的利益或意见，反映出的是一种文化侵略的策略性布局。
北京政府最初对日本的退款计划抱有一定的期望，甚至对日本外相后藤的非正式觉书表示感谢，期待此举能缓解紧张的中日关系。
然而，随着日本陆续推出《对华文化事业会计法案》和《中日文化协定》等一系列政策与法案，中国逐渐意识到所谓的“退款”不过是一场政治与文化的虚张声势。
这些政策表面上承诺将庚款用于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实则将控制权牢牢握在日本手中。
庚款的使用和管理完全由日本政府主导，其所谓的“东方文化事业”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扩张的手段，目的是加深对中国的影响力，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合作。
这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反对浪潮中，人们开始质疑日本的真实意图，批评其利用文化合作的名义进行文化侵略。
学界和政界人士纷纷发表看法，强调任何国际合作都应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而非单方面的文化输出。
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庚子赔款的历史终于画上了句号。
虽然某些列强在战后出于各种战略考量有所返还，但这并不能改变庚子赔款赤裸裸的侵略本质。
庚子赔款不仅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经济负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而且阻碍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成为了帝国主义肆虐中国的铁证。
参考资料：
《辛丑条约》与庚子赔款退还始末
新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