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北京市委书记，55岁被关入自己修建的监狱，最终结局如何？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20岁入党，经历战火洗礼，成为一名无私无畏、忠于真理的领导干部。建国后，他被委以重任，曾任北京市委书记，工作能力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称赞。然而，命运弄人，55岁时，他竟被关入自己亲手修建的监狱。这位老革命家是谁？他为何会遭此厄运？在监狱中他经历了怎样的磨难？最终，他的人生又迎来了怎样的转折？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揭开这位传奇人物的神秘面纱。他的故事，将会让我们对人性、信仰和命运有更深刻的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冯基平的早年经历
世人皆知冯基平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却鲜有人知他的青年时代曾历经坎坷。1911年，冯基平出生在辽宁省的一个小镇上。他的父亲是个小商人，靠着经营杂货店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小冯基平从小就聪明伶俐，在镇上的私塾里读书时常常得到先生的夸奖。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19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席卷了小镇。冯基平的父亲不幸染病，虽然最终保住了性命，但家中积蓄却在治病过程中消耗殆尽。杂货店也因无人照看而不得不关门歇业。就这样，曾经还算殷实的家庭一夜之间陷入了困境。
九岁的冯基平不得不辍学在家，帮助母亲照顾病中的父亲。然而，对知识的渴望从未在他心中熄灭。每天干完家务，他总是偷偷跑到邻居家借来书籍，借着昏暗的油灯苦读到深夜。
正当冯基平为前途发愁时，他的叔叔得知了侄子的处境。这位在省城工作的叔叔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决定资助冯基平继续求学。就这样，13岁的冯基平背起简单的行囊，踏上了前往省城求学的路途。
在省城的中学里，冯基平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他深知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因此格外刻苦用功。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读书，晚上常常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学生。老师们都被这个勤奋好学的少年所打动，经常给予他额外的指导。
1929年，18岁的冯基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国大学。当时的中国大学是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冯基平选择了经济专业，他希望通过所学知识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在大学期间，冯基平不仅刻苦学习专业知识，还广泛阅读各种进步书籍。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军阀割据、外敌入侵，民不聊生。这些现实问题深深触动了冯基平的心灵，他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公然侵占中国东北。这一事件如同一记重锤，击碎了冯基平平静的大学生活。他的家乡沦陷了，亲人们的安危不知所措。冯基平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他决定投身革命事业，为国家和人民而战。
就在这一年，经过深思熟虑，20岁的冯基平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在申请书中写道："我愿意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党组织经过严格审查，最终接纳了这位满怀热血的青年。
从此，冯基平开始了他的地下工作。白天，他依然是那个勤奋好学的大学生；夜晚，他则化身为一名秘密的革命者，传递情报、发放传单、组织工人罢工。这段时期的经历，为冯基平日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3年，冯基平大学毕业。面对种种就业机会，他毅然选择了回到东北，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当时的东北抗日力量分散，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冯基平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口才，奔走于各支抗日武装之间，宣传团结抗战的重要性。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在他的推动下，东北抗日义勇军逐渐形成，成为抗击日寇的重要力量。
就这样，年轻的冯基平开启了他传奇的革命生涯。他的青年时代，是一部奋斗、求索、成长的历史，也是一个普通青年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找到自己位置的缩影。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才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的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冯基平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抗日前线。他深知，作为一个东北人，更应该挺身而出，为保卫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冯基平首先来到了黑龙江省，那里已经有一些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在进行斗争。
初到抗日前线的冯基平，发现当地的抗日武装力量分散且组织松散。有的是由退伍军人组成的，有的是由当地农民自发组织的，还有一些是由地方豪绅领导的。这些队伍虽然都有抗日的决心，但因为缺乏统一的指挥和协调，往往各自为战，难以形成有效的力量。
冯基平意识到，要想真正对日本侵略者造成威胁，必须团结这些分散的力量。他开始奔走于各个抗日武装之间，宣传联合作战的重要性。他向各支队伍的领导人分析当前的形势，指出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抵抗强大的日本侵略者。
在与各支队伍接触的过程中，冯基平遇到了不少困难。有些队伍的领导人因为担心失去自己的权力而不愿意合作，有些则因为地域观念而不愿与其他地方的队伍联合。面对这些困难，冯基平没有气馁。他耐心地与每一个人交谈，用事实和道理说服他们。
经过数月的努力，冯基平终于促成了多支抗日武装的联合。这些队伍组成了东北抗日义勇军，成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力量。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成立，不仅提高了抗日力量的战斗力，也大大鼓舞了当地民众的抗日热情。
然而，冯基平的抗日活动很快引起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1933年的一个深夜，冯基平正在一个村庄进行秘密会议，突然遭到了日本宪兵的包围。在同志们的掩护下，冯基平虽然成功突围，但也因此不得不离开东北，转移到关内继续开展抗日工作。
来到关内后，冯基平并没有停止抗日活动。他积极参与组织抗日宣传工作，向民众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同时，他还协助组织开展了多次对日本侵略者的破坏活动，如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等，给日军的后勤补给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1935年，冯基平接到组织的指示，前往西安参与筹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西安期间，他积极与各界人士接触，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冯基平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他亲家的贺老总。
然而，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的时候，冯基平却遭遇了人生的一次重大挫折。1936年初，由于叛徒的出卖，冯基平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在狱中，敌人对他实施了种种酷刑，企图逼他交代党组织的情况。面对严刑拷打，冯基平始终坚贞不屈，没有透露任何有关组织的信息。
在狱中的三年时间里，冯基平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他被关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每天只能吃到一些难以下咽的稀粥。狱警经常对他进行毒打，有时甚至几天不给他食物。尽管如此，冯基平始终没有放弃希望。他在狱中暗中与其他被关押的同志保持联系，相互鼓励，共同坚持。
1939年，在党组织的多方努力下，冯基平终于获释。虽然身体因长期囚禁而变得虚弱，但他的意志却更加坚定。获释后，冯基平立即投入到更加广泛的抗日宣传工作中。他深入农村，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走进工厂，动员工人支持抗战；他还在学校里给学生们讲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
在这段时期，冯基平还担任了地方工委书记、常委等要职。他组织领导了多次反日活动，如组织群众抵制日货、策划破坏日军交通线等。这些活动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斗志，同时也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冯基平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了敌后战场。他协助组织建立了多个游击区，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加入到了抗日队伍中来，形成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冯基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个人的勇敢无畏上，更体现在他组织和动员群众的能力上。他的经历，是那个时代无数中国共产党员的缩影，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的壮丽篇章。
北京市委书记时期的功绩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结束，新中国迎来了崭新的篇章。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冯基平作为一名老革命，也迎来了人生的新阶段。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作为经验丰富的革命干部，冯基平被党中央委以重任。1950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市委副书记，开始了他在首都工作的历程。当时的北京，虽然已经是新中国的首都，但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基础设施落后、工业基础薄弱、人民生活水平低下。面对这些挑战，冯基平带领北京市委班子，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工作。
冯基平上任后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改善北京市的基础设施。他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城市建设计划，包括改造旧城区、修建新的道路、改善供水供电系统等。在他的推动下，北京市的面貌开始发生显著变化。例如，1952年，北京市启动了著名的"百万市民植树造林"运动。冯基平亲自带头参加植树活动，号召全市干部群众积极参与。这项活动不仅改善了北京的生态环境，也为后来北京成为"花园城市"奠定了基础。
在工业发展方面，冯基平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了"发展重工业，带动轻工业"的发展策略。在他的努力下，北京先后建立了第一机床厂、北京钢铁厂等一批重要的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建立，不仅为北京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也为全国的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1954年，冯基平正式接任北京市委书记一职。上任伊始，他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北京"的口号，并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提出的"十年规划"。这个规划涵盖了城市建设、工业发展、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为北京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文化教育方面，冯基平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作为首都，北京应该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在他的推动下，北京新建和扩建了一批重点学校和文化设施。例如，1958年，北京电影学院正式成立，这所学院后来培养了众多中国电影界的杰出人才。同年，北京天文馆也开始对外开放，成为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场所。
冯基平担任北京市委书记期间，还遇到了一个重大挑战——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面对中央的号召，冯基平既要响应上级的指示，又要尽量避免给北京市造成过大的损失。在这个过程中，他采取了一些灵活的措施。例如，在"大炼钢铁"运动中，他没有盲目地要求所有单位都建立土法炼钢炉，而是集中力量支持几个大型钢铁企业提高产量。这种做法既响应了中央号召，又避免了资源的过度浪费。
除了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冯基平还非常重视改善民生。他多次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生活状况。在他的推动下，北京市开展了多次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的行动。例如，1956年启动的"平房改造"工程，就使得许多住在简陋平房里的居民搬进了新建的楼房。这不仅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改善了城市的整体面貌。
冯基平担任北京市委书记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59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党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设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十大建筑。作为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冯基平全程参与了这项工程的组织协调工作。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这些宏伟的建筑拔地而起，成为新中国的标志性建筑。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也展示了冯基平出色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
冯基平在担任北京市委书记期间，工作能力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高度评价。毛主席曾多次在中央会议上表扬北京市的工作，称赞冯基平是一位"懂政治、善管理"的好干部。周总理也多次对冯基平的工作表示肯定，特别是在接待外国来宾方面，周总理认为北京市做得很好，为国家的外交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正当冯基平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即将改变他的人生轨迹。这位为北京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市委书记，即将面临他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
文革期间的遭遇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场政治运动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国，也彻底改变了冯基平的人生轨迹。作为北京市委书记，冯基平成为了运动初期的重点批判对象之一。
文革伊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一些学生贴出了大字报，指责冯基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大字报很快就引起了连锁反应，更多的批判声音开始出现。一时间，冯基平多年来的工作成绩被全盘否定，他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1966年6月，冯基平被停职接受审查。他被要求交出办公室钥匙，并被禁止参加任何形式的工作会议。随后，他被安排到一个简陋的房间里"学习"。所谓的"学习"，实际上是被迫每天阅读批判自己的材料，并写检讨。
然而，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兴起。一群激进的红卫兵闯入冯基平的家中，对他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批斗。他们强迫冯基平戴上高帽子，在胸前挂上写有"走资派"字样的牌子，然后游街示众。在游街过程中，冯基平遭受了言语侮辱和身体殴打。
这次游街对冯基平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但更让他感到痛心的是，他多年来为北京市的发展所做的努力，在一夜之间被全盘否定。那些曾经受益于他政策的市民，此时也不得不加入到批判的队伍中来。
1967年初，冯基平被关进了"牛棚"——一个专门用来关押"走资派"的临时监狱。在"牛棚"里，冯基平每天都要面对无休止的批斗会。批斗会上，他被强迫低头、弯腰，接受红卫兵的批评和侮辱。有时，批斗会持续到深夜，冯基平常常被折磨得筋疲力尽。
在"牛棚"期间，冯基平还被强迫进行体力劳动。尽管他已年过六旬，但仍被要求搬运重物、清扫街道。这些繁重的体力劳动，再加上长期的精神压力，使得冯基平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
1968年，情况进一步恶化。冯基平被指控参与了所谓的"反革命集团"。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使得他面临更为严厉的审讯和批斗。在一次批斗会上，一个激进的红卫兵甚至扬言要"打倒冯基平，砸烂他的狗头"。虽然最终没有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但这样的威胁和侮辱已经成为冯基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就在冯基平处境最为艰难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这个人就是冯基平的老战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贺老总。贺老总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多次在中央会议上为冯基平说话，指出冯基平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贡献，质疑对冯基平的指控缺乏事实依据。
贺老总的努力虽然没有立即改变冯基平的处境，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冯基平的迫害。从1969年开始，对冯基平的批斗逐渐减少，虽然他仍然被关在"牛棚"里，但至少不再遭受身体虐待。
1970年，随着林彪事件的发生，文革的政治气候开始出现微妙变化。一些原来被打倒的老干部开始得到平反。然而，冯基平并没有立即获得平反。他仍然被限制在一个小院子里，每天被要求写检讨，反思自己的"错误"。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2年。那一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出，应该重新评估一些老干部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冯基平的案子被重新审查。经过调查，大多数对冯基平的指控都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
1973年初，冯基平终于获得平反。他被允许离开"牛棚"，回到自己的家中。虽然他的政治职务没有被恢复，但至少重获自由。然而，七年的牢狱之灾已经严重损害了冯基平的健康。他的视力大不如前，听力也有所下降，更严重的是，他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
尽管如此，冯基平并没有对党和人民失去信心。在获释后，他仍然密切关注国家的发展，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家建设献计献策。他的这种精神，感动了许多人，也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文革期间的遭遇，对冯基平来说无疑是一段痛苦的经历。然而，这段经历也磨炼了他的意志，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后来的岁月里，冯基平常常回顾这段历史，不是为了抱怨，而是为了总结教训，思考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晚年生活和历史评价
197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对于冯基平来说，这也意味着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开始了。虽然他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但作为一位经历过革命战争、建国初期和"文革"动荡的老干部，冯基平的晚年生活仍然充满了意义和价值。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冯基平对这一历史性转折表示由衷的支持。尽管他已经不再担任任何正式职务，但他仍然密切关注国家的发展动向。在一次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冯基平表示："改革开放是党和国家的正确决策，我们应该全力支持。"
虽然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但冯基平仍然坚持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1980年，他被邀请参加了北京市的一个城市规划咨询会议。在会上，冯基平结合自己担任北京市委书记时的经验，对北京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他特别强调了保护古都风貌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认同。
1982年，冯基平迎来了自己的80岁寿辰。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许多老战友和昔日的同事前来祝贺。其中包括一些在"文革"中曾经批评过他的人。面对这些人，冯基平表现出了宽容和理解的态度。他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着眼于未来。"这种豁达的态度，赢得了人们的敬佩。
冯基平晚年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参与了一系列的口述历史项目。从1983年开始，他接受了多次专访，详细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和建国后的工作。这些口述资料后来被整理成书，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参考材料。在这些口述中，冯基平不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也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他对大跃进运动的评价就相当客观，既肯定了其初衷，也指出了其中的失误。
1985年，冯基平的健康状况开始明显恶化。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关注国家大事。当年，他特别关注了北京申办1990年亚运会的进程。当得知北京成功获得主办权时，这位曾经为北京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老人欣喜若狂。他说："这不仅是北京的荣誉，更是全中国人民的骄傲。"
1986年春，冯基平的病情进一步加重。在住院期间，他仍然保持着对时事的关注。当得知邓小平同志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时，冯基平表示了赞同。他认为这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创新之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
1987年10月15日，冯基平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他的去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纷纷前来吊唁，许多普通市民也自发地来到灵堂前献花。在追悼会上，一位与冯基平共事多年的老同志这样评价他："冯基平同志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冯基平逝世后，关于他的历史评价逐渐形成。总的来说，人们普遍认为冯基平是一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干部。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英勇表现，在建国初期担任北京市委书记时的出色工作，以及在"文革"中所表现出的坚韧品格，都得到了肯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冯基平在担任北京市委书记期间推动的一些政策，在改革开放后被证明具有前瞻性。例如，他主张的"保护古都风貌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理念，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北京城市建设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也使得冯基平在城市规划和管理方面的贡献得到了后人的认可。
然而，历史评价并非一味的赞美。一些学者指出，冯基平在"大跃进"运动中也犯过一些错误，虽然相比其他地方的领导人，他的做法相对温和。这种客观的评价，正反映了人们对历史人物日益理性和全面的认识。
2000年，为纪念冯基平诞辰100周年，北京市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在纪念大会上，与会者回顾了冯基平的一生，高度评价了他对北京乃至全国的贡献。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总结道："冯基平同志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奋斗的缩影。他的事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