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是中国古代常见的文化载体，因其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被称为“凝固的墨迹”。在北京城的钟楼，有一方石碑，它的两面镌刻了两篇不同时期的碑文，分别讲述着两段历史。
御制重建钟楼碑记
京兆通俗教育馆记
张儒刚 绘
碑阳
乾隆御笔 帝师书丹
“鼓楼在前，红墙黄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鼓楼胖，钟楼瘦。”北京钟鼓楼始建于元代大都时期，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重建。明代的钟鼓楼不再局限于报时功能，而是成为集礼仪、祭祀和报时功能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皇家建筑。高大的台基，宽广的面积，“九五开间”的楼阁，开创了中国古代钟鼓楼规制之最。现存鼓楼的形制大抵保留了明初永乐时期敕建的风貌。
清乾隆十年（1745年），钟楼再次重建，从木制改为砖石结构，两年后完工。为纪念这次重建工程，乾隆皇帝敕令树碑立石，并御笔亲书《御制重建钟楼碑记》刻于碑阳，书丹者为户部尚书、帝师梁诗正。碑文如下：
御制重建钟楼碑记
皇城地安门之北，有飞檐杰阁翼如焕如者，为鼓楼。楼稍北，崇基并峙者，为钟楼。其来旧矣。而钟楼亟毁于火，遂废弗葺治。朕惟神京陆海，地大物博，通关别隧，黎庶阜殷。夫物庞则识纷，非有器齐壹之，无以示晨昏之节。器钜则用广，非藉楼表式之，无以肃远近之观。且二楼相望，为紫禁后护。当五夜严更，九衢启曙，景钟发声，与宫壶之刻漏，周庐之铃柝，疾徐相应。清宵气肃，轻飙远飏，都城内外十有余里，莫不耸听。仿挈壶鸡人之遗制，宵衣待漏，均有警焉。爰饬所司，重加经度。基仍旧址，构用新制。凡柱棁榱题之用，悉甃以砖石，俾规制与鼓楼相称。经始于乾隆十年，阅二年工竣。所司请纪之石以式于后。夫春秋之义，兴作必书。矧兹楼之成，昭物轨，定众志，体国诚民，著在令典，修而举之，以重其事，弗可以已也。
乃为之铭曰：
凫氏赋形，鼓荡元音。体乾作则，为圜为金。式镕九乳，儆壹众心。启闭出入，罔敢不钦。京邑翼翼，四方之极。洪钟万钧，司寤所职。铿以立号，协于箭刻。巍楼高絙，乘风屴崱。昔罹郁攸，久废不修。咨彼工师，审揆其由。木母火子，长风飕飗。鼓之则炽，匪藉人谋。聿规新制，瓴埴比次。巧斫山骨，输我匠契。尺木不阶，屹然巨丽。拔地切云，穹窿四际。岌嶪峥嵘，金觚绣甍。鸟革翚飞，震耀华鲸。不窕不槬，桐鱼应声。偕是雷鼓，镗鞳砰訇。宣养九德，振肃庶类。作息以时，品物咸遂。以器节时，以时出治。宵旰攸资，亦宣堙滞。声与政通，硕大庞洪。正宫堂皇，元气昭融。导和利用，警听达聪。亿万斯年，扬我仁风。
乾隆十二年岁在丁卯秋九月
经筵讲官户部尚书臣梁诗正奉敕敬书
时值康乾盛世，乾隆帝在碑文中赞颂钟楼的华丽与壮观“拔地切云，穹窿四际”，文中生僻字众多，不难看出其对钟楼的赞赏之情。钟楼的确令人赞叹，其高度在古代堪称摩天大厦，楼顶悬挂巨大铜钟，钟楼底层四面开拱券门，南北向和东西向的券洞交叉成十字，中间为正方形天井，天井向上直通大钟底部，形成内部回声腔，有效放大钟声，设计之巧妙令人叹为观止。
书丹者梁诗正是乾隆皇帝登基前的老师，也是著名书法家。宋代以后，江南地区普遍出现了家族文化世代传承现象，成为当时社会文化交流中的一种风尚，在众多文化世家中，钱塘梁氏名噪一时。梁氏家族自宋代迁至钱塘，而真正显达于世，则是从梁诗正这一代开始的。
梁诗正是雍正八年（1730年）殿试一甲第三名，即俗称的“探花”。其入翰林院授编修，后任《一统志》纂修官，入尚书房。因其学问和孝行，雍正十二年（1734年），梁诗正成为尚书房师傅，负责后来的乾隆皇帝当时的宝亲王弘历、諴亲王允秘、和亲王弘昼三人的学习。清代内阁六部，梁诗正在兵、刑、吏、户四部都任过尚书，仕途通达，官至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傅。乾隆皇帝因梁诗正编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二书，御书“清勤堂”匾额以示褒赏，后金川报捷，又赐御书“宣赞枢衡”匾额。梁诗正在职期间五次得到皇帝亲笔御书，极为罕见，足见乾隆帝对他的宠信。
梁诗正在诗词方面的造诣颇深，“每逢剧韵，必蒙嘉奖”，被列为乾隆五词臣之首。梁诗正与乾隆皇帝感情深厚，“不异于家人父子”。他去世后被晋赠太保，谥文庄，入“贤良祠”。
清室十二帝无一例外都十分重视教育，成为帝师的多是当时的博学鸿儒，他们或入阁拜相，或入值军机，最不济也会受到优待，优礼有加，一生尊崇。梁诗正能够入传《清史稿》并为人记起，既得益于其是乾隆帝尚书房师傅和大学士的身份地位，更因为他在书法艺术方面的成就。
梁诗正曾参加《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希堂法帖》的编纂工作，他的书法先学柳公权，后学文徵明、赵孟頫，晚年又师颜真卿、李北海，写得一手漂亮的楷书，尽显平和简静、不激不厉的“中和”之美，有庙堂之气，深受乾隆皇帝喜爱。乾隆皇帝文化素养很高，尤喜作诗，经常命人勒石铭记，梁诗正多次受命书丹御制诗文。国子监《御制文庙易盖黄瓦碑》《御制临雍纪事碑》《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和西苑《御制阐福寺碑》、盘山《御制游盘山记》等名碑书文，皆出自梁诗正之手。
钟楼前的石碑 视觉中国
碑阴
勿忘国耻 鼓楼更名
转到碑阴，则是另一篇碑文、另一番景象、另一种情怀。
爱国主义是一个人对国家和民族最持久、最深沉的情感。鲁迅在《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清末民初，面对列强欺侮、民族危亡，一批批仁人志士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力量和行动为民族觉醒而鼓与呼。《御制钟楼重修碑》碑阴撰文者薛笃弼，就是这一时期众多爱国者的杰出代表。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苦难深重的神州大地再遭劫难，北京地区受破坏尤为严重，圆明园、清漪园伤痕累累，无数珍宝被劫掠，钟鼓楼也在这场灾难中被损毁破坏。
晚清以来，从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先驱者和有识之士，认识到开启民智、唤醒民众是救亡图存、国家富强的首要任务。受新思想的感染和影响，直系将领冯玉祥于1924年11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的大总统曹锟，派卫戍司令鹿钟麟带兵逼迫逊帝溥仪离开紫禁城，并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京师面貌为之一新。此时任京兆尹的薛笃弼也是一位思想开明、爱国进步的官员，他决定利用钟鼓楼这块人员密集的场地来开发民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他改鼓楼为“明耻楼”，自书明耻楼匾额一方，并将鼓楼辟为京兆普通图书馆，又于次年改名为“京兆通俗教育馆”。为了纪念教育馆落成，薛笃弼撰写了《京兆通俗教育馆记》一文，由许以栗书石，镌刻在钟楼《御制重建钟楼碑》的阴面。
京兆通俗教育馆记
治国之本在立政，立政之基在正俗，正俗之端在敷教。古者党庠遂序，国学之法，乡射饮酒之礼，考艺选言之政，莫不自上导之而始成。舜典先曰敬，敷五教而后曰庶绩咸熙。笃弼行能无似，尹此大邦，日孜孜不敢自暇自逸，凡有补风俗政教者，导之必期于成而后已。都城之北，旧有钟鼓楼，岿然矗立，垩赭不完用旧，荒圮者有日矣。尝过其下，思有以易其名而利其用，遂有京兆通俗教育馆之立。于是，辇粪土，劚草菜，葺墙垣，治屋漏，丹楹桷，设四部于其间，中为讲演部、游艺部，左为图书部，右为博物部。架有图书，室列型模，壁图懿训。历代帝王之像，山川草木之类，动植飞潜之伦，山海珍异之物，农工出品之汇，张者、悬者、罗者、陈者，举凡不出于教育之外。馆之上曰“明耻楼”，陈列国家失败之史，以启国人爱国之心。馆后设公共体育场，以练国人自强之身。中华民国十四年十月四日与同人落成之。中外人士来游者，趾相错，肩相摩也。视者、听者、立者、坐者、言者、起而行者、触目而警心者，皆使喻教育之意于其中。其国家设教之本务乎？当此强邻虎视，非提高民众之教育不足以图存。斯馆之设，殆亦古人敷教之旨欤。董筹备之役者为科长马鹤天，五阅月而成，凡用币万有八千余元。掌馆事者为王凤翰，并记之以谂来者。
解梁薛笃弼撰文 常德陈方楠篆额 杭县许以栗书石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月穀旦
人们在鼓楼甬洞建起了图书馆、讲演厅、博物部，楼上展示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屠杀人民和抢劫财物的图片、实物和模型，供人参观，提醒国人勿忘国耻、发愤图强。钟楼甬洞开设“民众电影院”，放映无声电影。钟鼓楼四周空地辟为京兆公园，设有各种运动器械，供人们锻炼身体。1933年，“京兆通俗教育馆”改称“北平市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军民抗日热情高涨，该馆经常举办展览会、讲演会、戏剧演出等多种宣传抗日的活动，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
（作者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闫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