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众所周知，周总理和邓颖超一生恩爱，哪怕邓颖超后来不能生育，周总理对婚姻也是极为忠诚。

令人意外的是，邓颖超晚年却在一次谈话中提到：“当年在上海，周恩来还有另外一位妻子。”

一、我愿和你一起上断头台

在党内，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姻可谓是一段佳话。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二人在领导学生运动时认识。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周恩来前往法国勤工俭学。

那时候，周恩来和邓颖超还不是革命爱人，周恩来在法国，邓颖超则在国内。

不过，坚定的革命信仰让二人有了不少共同话题。

1923年，周恩来突然给邓颖超寄来一张明信片，在明信片的背面，周恩来写着几个字：愿我们未来能够一起上断头台。

对于周恩来来说，他的爱人必须是一个革命意志坚定的人，而邓颖超就是这样一个人。

有资料指出，周恩来之所以和初恋女友分开，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其女友，革命信仰不是非常坚定。

邓颖超后来回忆道：“在几年的通信中，我们慢慢了解对方，从1923年开始，我们已不仅仅是同志关系，除了是同志，还是爱人。”

1924年，周恩来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但因为革命工作实在太过繁忙，周恩来没有时间和邓颖超相聚。

1925年8月，奉党的指示，邓颖超来到广州工作。8月8日，在陈赓等人的见证下，二人结为了夫妻。

二、周恩来还有一个妻子？

从1925年到1976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相伴51年，他们虽没有孩子，却相知相爱一生，一些人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周总理和邓颖超如此相爱，周总理在上海怎么会有一个妻子呢？

原来，这个所谓的妻子，并不是周恩来真正的妻子，而是因为地下工作需要，组织上安排的“配合他工作的假扮的妻子”。

这个“妻子”叫杨庆兰。她是红军第一批女战士，她不但假扮过周恩来的妻子，还救过陈赓的命，陈赓晚年曾提到，如果没有杨庆兰几个女兵拼死相救，也许，就没有陈赓了。

1927年，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读书的杨庆兰加入了我党。

7月，根据党的指示，杨庆兰前往南昌，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然而，还没到南昌，杨庆兰就收到了起义军已经撤出南昌的消息。

此时，国民党军派出大量部队对起义队伍进行围追堵截，在这种危险的革命环境下，很多人害怕了退缩了。

可杨庆兰却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在杨庆兰的坚持下，大部分人选择继续去追起义队伍，终于，她们在江西抚州追上了起义队伍，杨庆兰就这样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批女兵。

之后的日子里，杨庆兰跟随朱德领导的起义队伍四处转战。

不久，根据中央指示，身手不凡、忠诚可靠的杨庆兰被安排到上海，担任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内交通”，杨庆兰的任务是配合周恩来的地下工作，保护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安全。

和邓颖超在一起，杨庆兰用来掩护的身份是姐妹、姑嫂、主仆等。

不过，和周恩来外出从事地下工作时，没有一个安全的身份掩护，是很危险的，要知道，上海的白色恐怖可是极其可怕的。

三、和周恩来假扮夫妻的女同志

因此，为了更好的做地下工作，为了整个地下党组织的安全，邓颖超主动提出，让周恩来和杨庆兰假扮夫妻进行地下工作。

为了革命，不管是邓颖超，还是杨庆兰，他们都愿意牺牲一些东西。周恩来和杨庆兰假扮夫妻后，他们在出入一些高级场所时，就不那么容易被人怀疑身份了。

实际上，在战争岁月中，很多地下党同志为了革命需要，他们都选择了假扮夫妻，作为掩护身份。

比如说井冈山时期非常著名的女同志曾志就是如此，她和陶铸同志就是在假扮夫妻中，慢慢有了真感情，后来结为了真正的夫妻。

在杨庆兰假扮周恩来妻子时，因为上海名媛们个子普遍娇小，因此，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周恩来基本不让身高高达一米七的杨庆兰穿高跟鞋，太过“鹤立鸡群”容易引起敌人注意。

当然，普通布鞋也是不行的，邓颖超给杨庆兰买了一双做工精致的平底皮鞋。

杨庆兰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期间，和周恩来、邓颖超等人配合的非常好，为党搜集到了很多重要情报。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杨庆兰和周恩来秘书黄玠然相知相爱。不久，黄玠然和杨庆兰在党的秘密住处举行了一个简单婚礼，周恩来做了他们的证婚人。

建国后，杨庆兰随丈夫定居北京。

事实上，在周恩来一生，和他假扮过夫妻的，除了杨庆兰，还有一位叫范桂霞的女同志。

1927年9月，周恩来跟随南昌起义部队撤退到广东时，突发疟疾高烧不退。

在国民党重兵追杀下，为了保证周恩来安全，党组织决定将周恩来送到香港去治病。

为了掩护周恩来身份，周恩来用上海富商李家的大少爷隐藏身份，党组织在香港租了一套别墅，还让出生医生世家，学过战地救护的范桂霞假扮周恩来妻子，这样一方面可以掩护周恩来，一方面可以更好照顾周恩来。

周恩来在香港别墅昏迷了三天三夜，为了照顾他，范桂霞这三天里几乎都没怎么休息。

为了不让敌人怀疑，范桂霞在照顾周恩来的同时，还扮成贵妇人出去应酬，打麻将、跳舞这些都是“日常工作”之一。

周恩来在香港足足养病一个多月，一直到11月，周恩来才离开香港，回去上海做地下工作。

基于保密工作需要，地下工作是党的机密，周恩来在世时，周恩来当年地下工作一直没有公布。1992年，在党的批准下，杨庆兰才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自己曾经配合周总理做地下工作的经历。

杨庆兰在采访时说道：“周总理夫妇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他们让我更加坚信，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