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一位外卖骑手正在送餐路上 （视觉中国/图）
三年前，新加坡大学生穆罕默德·鲁扎尔·马尔瓦齐 (Muhammad Ruzhael Marwazi) 拍了一部短片，名为《Kejar》（马来语，意思是“追逐”），呈现了一名年轻骑手“追逐”外卖订单的一天。片子完成之后，触动了ciNE65短片竞赛的评委，也触动了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以及他领导的新加坡民众。
三年后，已由黄循财掌舵的新加坡政府出台了一部法律，名为《平台人员法案》（The Platform Workers Bill）。依据这一法案，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平台经济下的从业者将享有与其他工作者相似的权益，包括工伤赔偿、中央公积金以及集体谈判权。新加坡因此成为全球首批立法保障平台从业者权益的国家之一。
在这三年里，新加坡各界经过多番较量、协商和妥协，最终由国会三读通过了《平台人员法案》，使平台从业者有了真正意义的法律身份。这是全球相关立法中的一项创举，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带来了参考。
2024年5月15日，新加坡新任总理黄循财（左）在总统府举行的宣誓就职仪式上与前总理李显龙握手（新华社/图）
来自新加坡的底层零工叙事
2021年8月11日，李显龙在脸书（Facebook）账号上推荐了短片《Kejar》，他写道：“它讲述了外卖骑手的一天，他们为了追逐尽可能多的订单，面临诸多挑战。”
“疫情让我们的外卖骑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当我们在家工作，或者施行堂食限制政策时，他们一直在外奔波，为我们送餐，无论白天黑夜，风雨无阻。”他补充道。
两周之后，他又在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上播放了这部短片，借此呼吁人们关注低收入人群，尤其是外卖骑手、快递员等为平台服务的从业者。
“他们由于无法控制的原因，持续承受各种压力，有恶劣的天气、可怕的狗，也有摩托车故障等。虽然尽了最大努力去完成每天的订单目标，但并不总是成功。”李显龙在短片结束后称。
《Kejar》片长只有三分钟，讲的是一名外卖骑手为了赚取生活费和母亲的医药费，在算法的支配下，不断“追逐”一个又一个订单的故事。在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狂吠的恶犬、惊落的餐盒、出故障的送餐摩托车，以及不断跳动的时间和订单数据……2020年，马尔瓦齐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拍摄了这部短片。当时，他还在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电影专业读大二。
马尔瓦齐在18岁生日那天，追随哥哥的脚步，成为一名外卖骑手，以帮助家庭缓解经济压力。两年的兼职骑手生涯，让他对这个群体有了真实的认识，并决定与同学一起拍摄《Kejar》。2020年，这部短片获得ciNE65短片竞赛最佳导演奖（学生组）。
获奖后，他向来访的《海峡时报》表示，疫情改变了人们对外卖骑手的看法，将他们视为“服务社区的英雄”，“但许多人并不清楚他们经历的困难，所以我希望能展示出这些困难，使之成为推动改变的力量。”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后，新加坡遭遇了独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经济下滑，失业率持续增长。与此同时，平台经济却飞速发展，从业人员规模日益庞大。
外卖平台Deliveroo在2022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约60%的新加坡人更愿意选择平台送餐服务，而在2020年只有20%的人表示愿意选择这项服务。据《海峡时报》报道，截至2024年9月，新加坡平台从业者超过7.05万人，占本地劳动力的3%；其中，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约占93%。
在新冠疫情期间，快速膨胀的平台从业群体以他们辛勤的工作，成为抗击疫情的重要力量，有力地保障了民生。“他们工作艰苦，但大多数人收入微薄。”李显龙一边高度赞赏平台从业者的付出，一边关注他们的艰难处境。
2022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政策研究所的一份调研显示，在取样的近1000名新加坡平台从业者中，94%的人觉得自己有相当程度的经济压力，84%的人担心不能存下足够的钱养老。除了经济压力，当权益受损时，平台“零工”也很难获得新加坡《就业法》的保护。
“这些送货员与网络平台没有雇佣合同，也缺乏大多数工人享有的基本工作保障，如工伤赔偿、组建工会和雇主缴纳公积金。还有一些从事其他平台工作的类似从业者，他们也发现自己较难负担住房、医疗保健及退休费用。”李显龙认为，随着从业人员不断增长，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他希望通过政策，系统性地保障这些人的权益。
短片《Kejar》剧照
多方持续推动立法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新加坡平台从业者的待遇和处境问题开始得到关注，短片《Kejar》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政府和社会对这些问题的重视。
2021年，新加坡政府将快递员、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等平台从业者列为弱势群体。新加坡人力部（MOM）率先针对平台从业者展开研究和咨询工作，“从而为他们提供更安全的未来。”
在这年的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上，李显龙称，新加坡政府将大力帮助低收入从业者改善待遇，但这也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包括从业者、雇主，甚至是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我们也必须出一份力，为一些喜欢的东西（比如珍珠奶茶或肉脞面）多付一点钱，以帮助雇主增加低收入工人的工资。”
大会结束之后，新加坡人力部宣布成立平台工人咨询委员会。委员会由政府、工运、工业界和学术界等各方代表组成，工作重点是探讨如何保障平台从业者在工伤、退休和住房方面的权益。
“由人力部长兼贸工部第二部长陈诗龙医生成立的咨询委员会，将研究如何扶助从线上平台接单的自雇者，包括送餐员、私召车司机和德（的）士司机。”新加坡卫生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在脸书上发帖称。
2022年8月，在咨询委员会建议下，新加坡政府、平台公司及工会代表成立了平台人员三方协商工作组，开始召集各方进行正式沟通。三方协商很快有了成果——次年，工作组提出了多项立法建议，并被人力部接受。
2023年，新加坡人力部又成立了平台人员工伤赔偿执行网络，由平台公司、保险公司及政府共同探讨如何落实平台人员的工伤赔偿制度，包括通报工伤的流程、从业者同时为多家平台服务若受伤时该如何索赔处理，以及如何计算收入损失来补偿。
在各方协商和推动立法的过程中，也不断出现分歧，讨论最多的是新法案是否将增加成本。2022年，一些平台公司发表声明称，新法案将增加平台成本，需考虑潜在的权衡因素，如消费者与商家能否承受更高的成本。2024年9月的国会辩论中，反对党领袖毕丹星（Pritam Singh）、执政党议员杨涴凌等人也表示担心企业可能会转嫁成本。
新加坡，通勤者在傍晚的公交车站等车（视觉中国/图）
全球首批为“零工”立法
经过三年的准备、磋商和辩论，到最后阶段的国会辩论时，共有26名议员发言支持新法案。2024年9月10日，新加坡国会正式通过《平台人员法案》。新加坡因此成为全球最早为平台从业者立法的国家之一。这部法律将于2025年1月1日起实施。
这部法案可以说是应对数字经济时代工作性质演变的里程碑，使平台从业者的地位得到了法律认可。
在平台经济或者零工经济的官方定位中，平台工人常常很难被准确分类，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权益。目前，大多数国家将这一从业群体归类为自雇人士。按照新加坡《劳动法》，他们很难获得雇员应享的权益：没有带薪假，没有中央公积金，也没有强制工伤赔偿……同时，平台将这些从业者视为“合作伙伴”，而不是雇员，这种“混合身份”也让从业者在劳资纠纷中处于弱势地位。
《平台人员法案》的出台，为平台从业者专门创立了一个新的法律类别，有别于雇员和自由职业者，使其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地位。法案施行后，被归类为平台运营商的公司必须为其平台的从业者提供保障。
同时，这一法案还保障平台人员能够享有与其他工人同等水平的工伤保险、中央公积金和集体谈判权。
在工作中，骑手和网约车司机面临的风险要高于很多岗位。202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新加坡约三分之一的送货骑手曾经受伤，且需接受治疗。
依据新法案，平台运营商有义务为平台从业者购买与雇员同等标准的工伤赔偿保险。不过，这类保险只延伸到平台人员执行工作订单（如接送乘客或物品）期间，并不包括等待时间；骑手在同时为多个平台服务时，如遇工伤，则由这些平台共同承担赔偿。这是一种折衷方案，既尽可能地保护了工人，也不会过度扩大平台的责任。
新法案对平台从业者的另一个重要保护是公积金的缴纳。法案施行后，平台从业者将纳入中央公积金体系（CPF，新加坡应对退休、医疗、住房等的强制储蓄计划），与雇员同一标准。根据法案，1995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平台从业者必须缴纳公积金，而在此前出生的工人可自主选择是否加入。平台工人和平台公司都将缴纳更多公积金。为此，政府制定了一项公积金过渡支持计划，将补贴平台人员至2028年。
同时，新法案还允许平台人员组建平台工作协会，以代表平台从业者与平台运营方谈判。此前，这一群体在新加坡不能成立类似组织，而新的立法赋予了他们权力，能够成立类似工会的机构，以维护自身利益。
《平台人员法案》被新加坡国内外的很多媒体和机构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举，为解决平台经济领域的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参考。
新法案通过当天，新加坡现任总理黄循财在脸书上发帖称：“这样的成功来自于我们强大的三方协作机制。我们共同制定了一个同时对工人和企业有利的方案，在保证公平待遇的同时，保留了平台工作带来的灵活性，这是我们在持续增强社会契约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三方协作”（tripartite partnership）是指劳、资、政府三方协商，是新加坡独特的劳资机制。独立前后，新加坡面临政局不稳、失业率高、罢工频繁等诸多问题，劳资关系紧张。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在1972年成立了全国工资理事会，将政府、雇主和工人聚在一起，共同制定工资指导方针，反对劳资对抗。
这种协作机制不仅有助于解决劳动矛盾，也能在政策层面保障平台经济的发展。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谢诗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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