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当清华学生吴晗被问道：“如果由你来选择，将会挖掘什么古迹”时，他毫不犹豫的说：明十三陵。
吴晗将目光投放在了明成祖朱棣身上，他要挖朱棣的陵寝--长陵。
1955年，吴晗给郭沫若写信道：“郭老：发掘长陵事，应和各方面谈。请拟一份稿件上报，请你领衔。”
要挖长陵的消息一经传开，就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等，都认为时机不够成熟。
最终，吴晗、郭沫若挖了掘开了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寝——明定陵。
北京副市长，为何要挖明十三陵？
1958年，吴晗、郭沫若等，向世界郑重宣布：“明十三陵中明定陵已打开，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尸体腐烂，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尸骨周围塞满了无数的金银玉器和成百匹的罗纱织锦……”
1969年吴晗、袁震夫妇去世后，他们的养女吴小彦悲怆的回忆道：“他们一生不同纱帐，死也未能共穴。”
两人去世不久，吴小彦就变得精神错乱。
她蓬头垢面的游走在大街上，逢人就问：“人要是死了，还会流泪吗？”还总是絮絮叨叨的说：“爸爸没有死，那天我还看见他了。”
应该说吴晗是个苦命之人，他原本家世显赫，又通过自己努力考入了清华大学，并留校任教。
后来，他认识了罹患肺病、骨癌、子宫肌瘤的袁震，从此生活变得异常拮据。
两人没有夫妻生活，所以也没有亲生子女。
可以说，学术就是吴晗的精神支柱。
当初，吴晗考进清华时，校方让他在国文、英文、中史等十余门课程中，“任选一门”。
吴晗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历史，成为蒋廷黻的门生。
不过，胡适才是吴晗真正的老师。
胡适写信推荐吴晗当工读生，专修明史，自此吴晗就成了明史学者。
1934年毕业留校任教，专讲明史。颇受顾颉刚、胡适、傅斯年等提携。
1937年起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1943年7月，在昆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从这一刻起，他与胡适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西南联大停办后，吴晗又回到了清华任教。
1948年秋，吴晗奔赴解放区西柏坡，还见到了毛主席。
吴晗与毛主席一见如故，两人就《朱元璋传》促膝长谈，后来，吴晗还经常给毛主席写信。
所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吴晗都坚定了站在了正义的一方。
值得一提的是，吴晗曾多次去信，让胡适留在大陆，不要跟着国民党乱跑。
而且，吴晗还承诺，可以推荐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
不过，胡适并没有领情，最终走上了一条错路。
至于吴晗，则在1949年1月参加接管北大、清华的工作。
当年11月，吴晗出任北京市副市长，与彭真成为搭档。
吴、郭之交，为闻一多伸冤，为武则天翻案
吴晗与郭沫若的交情，始于1945年6月。
当时，郭沫若应邀出访苏联，在昆明见到了吴晗，两人相见恨晚，对史学和当时的文坛，都有着相似的见解。
郭沫若、李公朴等30多人作为各党 派和社会贤达代表出席会议，却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毒打。
郭沫若被打得眼镜落地，额角 红肿，又被推倒在地，用脚击踢。
消息传到昆明，吴晗和广大师生非常愤慨，并在春城举行抗议，吴晗振臂高呼要求国民党“取消特务制度”，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郭沫若发报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国民党特务能毁灭李、闻的肉体，但不能抹去李、闻替中国历史增添的光辉，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再没有比今天这样迫切了！”
而吴晗也相继发报了《哭一多》、《哭公仆》声讨国民党。
“他们如一头发怒的狮子，大吼了！喊出人民的苦痛，他指出解救的方法。”文章最后说：“我要含泪奉告一多先生在天之灵，激起的不是千百个，而是以万计、百万计的全中国人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吴晗和郭沫若同在北京任职，过往甚密。
“为武则天翻案”，正式两人合办的第一件大事。
郭沫若认为，根据儒家的正统观念，曹操篡汉是大逆不道，是白面奸臣，而武则天则是女人当皇帝，违反了懦家的道德观念，但他们都为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不应被历代卫道者所唾 骂。
对此，吴晗表现出了极大的支持。
他说：“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对她所处的时代起推进作用的人物。但是，由于封建礼教作怪，她被不少卫道的‘正人君子’们所唾骂，名誉不好。其实，这都是诬蔑，不实之词，但封建道统却使一千多年来，特别是宋以后的人们不敢正面评价武则天，不敢推翻封建道统为武则天堆积的种种罪名，甚至在新中国建立后多年，人们还不敢谈武则天。”
所以，吴晗决定“讲几次（武则天），（为郭沫若）打打气。”
总结而言，吴晗、郭沫若都是历史学者，两人有着共同的史官，共同的志向，可谓志同道合。
为何挖完定陵，再没挖过皇帝陵寝？
1955年身为北京副市长的吴晗，提议挖掘明十三陵中的长陵，即朱棣的陵寝。
在征询了几个专家的建议后，吴晗决定邀请郭沫若“共襄盛举”。
对此，郭沫若当然是“完全赞同”。
郭沫若曾多次说过，丰富的地下文物正等待着他们的子孙来发掘呢。
所以，郭沫若、吴晗等人请求挖掘长陵的联名报告，先后送到了彭真和陈毅、周总理的案头。
为了确保顺利进行，郭沫若、吴晗等五人，还给周总理上了一封联名信，表示：“长陵规模最大，地面建筑也最为完整…埋藏在地下的宫殿，今天如能使其重见天日，开放为地下博物馆，安装电灯供人参观…墓内的历史文物，开放后照原来陈列式样，就地保存…我们建议开发长陵地下宫殿，由科学院和文化部组织人力，进行工作。”
还没等周总理同意，各方就传来了反对的声音。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吴晗的同学，考古所副所长夏鼐。
夏鼐表示，长陵已有600余年史，很可能地层已发生变化。
而且，当时的技术落后，一旦文物见了氧气，很有可能被毁坏，贸然发掘是会出问题的。
主管全国文物工作的郑振铎，也找到郭沫若、吴晗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
综合各方面的看法后，吴晗决定顾全大局，放弃了发掘长陵的初衷。
不过，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还是希望能发掘其他一个陵。
思来想去，吴晗把目光放在了明神宗朱翊钧的定陵之上。
定陵的地宫规模虽然不及长陵，但它历经多年苦心打造，对于研究明史也是意义非凡。
何况，先挖定陵，就能可以为之后挖掘长陵，积攒经验。
定陵的发掘工作就十分顺利，很快就进入了墓室，里面的金银珠宝、名贵字画不计其数，墓室中间就是万历皇帝与两个皇后的棺椁。
首次进入帝王陵的郭沫若十分兴奋，却忽略了对这些文物的保护工作，让众多考古人员赶紧将这些珍贵文物搬回博物馆，人来人往间，考古现场变得异常混乱。
定陵中出土的大量丝织品和书画，在地下封闭的环境中保存了数百年。
由于环境稳定，它们的状态原本较好。
然而，出土之后，迅速接触到大量氧气，发生了严重的氧化反应。
比如万历皇帝的龙袍，刚出土时金黄闪耀，颜色鲜艳，但很快就发黑变碎，无法修复。
其他丝织品也从颜色鲜艳变得乌黑暗淡，开始迅速腐烂、碳化。
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三口棺椁，都是由金丝楠木制成，制作精良且宽敞。
不知怎的，这些棺椁，竟然被别人捡走，有些做成了家具，有些改成了自用的棺材。
而且，那些陪葬器具，也技术限制和经验不足而被氧化。
很多金银器、珐琅器等陪葬器具在出土过程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对于耐久度较高的珐琅制品、木制品和陶制品等，在存储过程中由于保护不当等问题，也遭到了破坏，大量藏品无法被修复。
有了明定陵的悲剧，怎么可能再允许他们挖掘其它的皇帝陵寝，朱棣的长陵算是保住了。
吴晗后来的命运，就像定陵一样。
1969年吴晗去世，不久他的夫人袁震也紧随而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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